前两三年，我在编写历史教科书中，接触到一些中国封建社会改朝换代时由旧王朝转入新王朝的人物，这些人大都对新王朝的统一安定起了重要作用。然而，不同的朝代，对他们的评价却有很大差异，如由隋入唐和由明入清的大臣、得到的评价就很不一样。为了搞清这个原因，我就去翻阅乾隆钦定的《贰臣传》以了解那些被称为“贰臣”的人，在清初历史究竟起了什么作用。这部书共12卷，收集了入清的明朝官员120多人。乾隆把这些人列入“贰臣”，贬斥他们“大节有亏”。于是，我想，假若清初没有这120多名臣事清，那么，清初的历史将是怎样的？在满洲贵族的武力统一过程中，满汉及其他各族人民定会有更多的人在这场统一战争中死去，中华民族的元气将会受到更大的损伤。也就是说，恰恰是清初统治者重用的这批明朝降臣，反对屠杀政策，反对民族压迫，主张满洲贵族接受先进的汉文化，对反清势力实行招抚政策等等。这才大大减少了清初统一的阻力，中华民族也少遭一层生灵涂炭，然而，乾隆为什么要贬斥这些为清初开国建功立业的“贰臣”呢？这是有其历史原因的。

乾隆四十年前后，清王朝的统治在极盛中孕育着危机。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秋，山东爆发了清水教领袖王伦领导的农民起义，这是明末农民大起义以后100多年来所未有过的。这对清朝统治者是一次较大的震动。此后，一系列的起义接踵而起。面对上述形势，乾隆帝作为清朝最高统治者，从巩固长远统治的需要出发，要求压下忠于清朝统治。

以清代明，本来是中国封建王朝的更替，同历史上其他封建王朝的更替并没有本质区别，然而，因为清朝是满洲贵族建立的政权，明朝是汉族地主建立的政权，出于民族矛盾和民族偏见，明臣事清，就被广大汉人视为“汉奸”。在清初起作用越大的汉臣被指斥的就越多，其中最突出的一个就是洪承畴。洪承畴是明末的重臣，官至三边总督、蓟辽总督。但在松锦战役中，由于明王朝政治腐败，统治者勾心斗角，洪承畴在松锦战役中的作战方案遭到明朝兵部尚书陈新甲等的多方掣肘，打乱了洪承畴的军事部署，以至使洪承畴在松锦战役中兵败被俘。清统治者赞赏洪承畴的文韬武略，下决心争取他降清。应当说，作为一个有作为的战略家、政治家，洪承畴对明王朝的腐败，特别是陈新甲等牵制他的军事指挥权，自然是极为不满的。这也是松锦战役之后，许多明臣为洪承畴的失败抱不平、要求追究陈新甲等人责任的原因。就这点而论，洪承畴对明王朝必然会有所想法。然而，洪承畴是个饱受儒学熏陶的大臣，把“忠君”奉为最高的道德规范、被俘之后，他任凭清廷的满汉官员多方劝降，仍坚持不降。不降的原因自然是受“忠君”思想、即所谓“忠臣不事二主”的思想影响。至于当时的历史趋势，即明王朝的腐朽衰败和清朝的勃勃兴起洪承畴会看得清楚。降与不降，对他来说，心情是矛盾的。因此在几经周折之后，特别是清太宗皇太极亲自出马劝降，在以清代明的历史总趋势的敦促下，洪承畴终于同意降请。洪承畴降清，对明王朝是个沉重的打击，而对清王朝则是个重大的胜利。清朝急于入主中原，必须网罗富有文韬武略的谋臣，而洪承畴正是他们所要倚重的人物，皇太极是清初有作为的政治家，洪承畴降清以后，他亲自接见、给以丰厚的褒赏，但却没有逼他立即效命清廷。洪承畴自明入清，不但感情上需要有个转变过程，就是如何效命清廷，也需要有个思想认识过程。因此，较长的一段时间，洪承畴并没有为清王朝出过谋，划过策，一直处于静观事态变化之中。直到清军决定入关，他随军南下，才提出清军入关的策略方针，即：要打着讨伐农民军的旗号，并约束上兵纪律，禁止焚掠，争取人民的支持。当时，清朝最高统治者多尔衮，接受了他的主张，从而大大减少了进军关内的阻力。这是清王朝能够较快入主中原的原因之一。

随着清军入关、清朝定都北京，洪承畴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尤其是他参与清廷中央佐理机务以后，对清廷的政权建设、民族政策、京城防卫、统一全国的政治和军事措施，以及清朝统治者的文化选择等重大机宜，都提出了独到而有效的见解，清廷对他的意见也大多接受并加以推行。当然，洪承畴最重要的政绩是第一次到南京招抚江南抗清势力和第二次到湖广总督 5 省军务。他对清朝平定江南，即包括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福建，以及湖南、湖北、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等省，都起了重要作用，成为清朝统一中国的重要决策人之一。他在说降郑芝龙时，被清统治者誉为“开清第一功”。在清初的统一过程中，洪承畴的作用是无可置疑的。不论在南京的招抚政策，还是在湖广的以守为战政策，洪承畴的着眼点都是尽可能避免过多的武装冲突和流血，并使国家迅速统一。洪承畴对统一中国，对缓和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都起了积极作用，值得肯定。

洪承畴作为清初开国功臣，本应属于基本肯定的历史人物。但是，由于儒家正统观念和大汉族主义情绪的影响，对这样一个历史人物，从历史上到今天，却一直受到非议。绝大多数否定洪承畴的人，只是简单地把他视为“汉奸”，而对他的实际历史作用竟很少有人进行过认真的考察。事实上，洪承畴成为明王朝重臣的那段历史，恰恰是他镇压农民起义军的历史，是应该受到非议的。而他在降清之后的历史，则是为统一中国缓和民族矛盾而尽心尽力的历史，也是他一生当中最重要的历史阶段。从镇压农民起义军转到致力于统一中国、减少中华民族的生灵涂炭，仅就这一转变，洪承畴也不应受到非议。况且，历代王朝有文治武功的开国功臣，都得到了肯定，洪承畴为什么要例外呢！

人们常说，对历史人物的评价，要“盖棺论定”。其实，“盖棺并不一定能“论定”，洪承畴死了300多年，史家对他有褒有贬，但贬多于褒。至于民间，受明末以来历次反满思想影响，“汉奸洪承畴”已成为有口皆碑的“定论”，由此可见，对洪承畴的评价，一直是历史真相的歪曲，没有历史地、科学地“论定”。在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评价历史人物的今天，我们应当摈弃不公允的、传统的旧观念，实事求是地对洪承畴这个历史人物作出新的评价，恢复洪承畴的本来面目。这是我写《洪承畴传》的原始动机。经过较充分地搜集有关洪承畴的材料，查阅了洪承畴几乎全部奏章，并到洪承畴家乡福建省南安县英都镇进行考察，听到当地至今还流传着的许多有关洪承畴的传说。英都的老乡很希望我能写一本《洪承畴传》，我也认为这是一件澄清历史是非的工作，很有意义。于是，我欣然接受他们的意见。经过两年多的努力，终于写成了这本《洪承畴传》，书中力求客观、公正，实事求是地对洪承畴的一生，作出辩证的、历史的评价。在写作过程中遇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看待“贰臣”，即如何看待洪承畴自明降清这件事。乾隆帝说“贰臣”、“大节有亏”，是指这件事，民间称他为“汉奸”，也是指这件事。其实，“贰臣”是新旧王朝交替时的一种普遍的历史现象。但按照儒家的“气节观”，即“忠臣不事二主”的观念来看，“贰臣”都是事二主或多主的，自然会被看作“大节有亏”。今天，我们对影响中国多少年的儒家“气节观”，不应毫无批判地继承下来，而需要进行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儒家的“气节观”以“忠君”为核心，这个“君”不管是有能、无能，天才还是蠢才，德高望重还是荒淫无耻，作为臣子的都要绝对忠诚，否则就是大奸不忠。这种气节观是建立在人身依附关系十分牢固的基础上的，君臣关系实际上是主仆关系。因而，历代帝王总要大肆宣扬忠于一主的大臣。封建社会的史书几乎都是按照这种气节观来写的。今天看来，这种气节观是站不住脚的，是应当受到批判的。新中国建立以来，历史观和方法论有了根本的改变。但是，几千年儒家评价历史人物的传统标准，却仍然影响着我们今天对历史人物的评价。特别是不少“贰臣”一类的历史人物，尽管其中有的在历史上作出过重要贡献，但至今仍在受到不加分析的、不公正的歧视。

中国自夏商以来，经历了几十个王朝的更迭。而每一次王朝的更迭，都是新王朝承继前朝的经济、文化，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王朝的成员，也几乎绝大多数是从旧王朝的臣民演化过来的。甚至包括新王朝的多数君主，也是前朝的臣民。也就是说新王朝不但从前朝继承了经济、文化，而且也继承了人。“贰臣”是旧王朝中有地位、有影响的人物，他们进入新的王朝，大多成为新王朝中安邦定国的大臣。新王朝和旧王朝，从性质上看，都是奴隶的或封建的王朝，没有什么区别，只是最高统治集团的人选不同。为这个王朝或那个王朝效力，都是为奴隶主或封建统治阶级效力。不过，一般来说，旧王朝代表奴隶主或地主阶级中腐朽的势力，而新王朝代表奴隶或地主阶级中较为有远见、有朝气的势力因此，“贰臣”的易主，不仅是大势所趋，而且他们在反对民族压迫和推进先进的文化和生产方式上含有积极意义。从王朝的领土看，都在中国疆域范围之内，都是中华民族的历史和文明的组成部分，不涉及中华民族以外的民族统治的问题，“贰臣”的转事新主，也就不好笼统地称之为“大节有亏”了。至于那些在旧王朝覆灭之际，坚决为之殉道的大臣，也未必都能称得上是英杰。他们的行为同历史前进的步伐并不一致。毛泽东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批评唐朝韩愈写的《伯夷颂》，“颂的是一个对自己国家的人民不负责任、开小差逃跑、又反对武王领导的当时的人民解放战争、颇有些“民主个人主义”思想的伯夷，那是颂错了。（《毛泽东选集》第 4 卷第1432-1433页）伯夷原是商朝大臣，不满于纣王的统治，投奔了周。但当周武王伐纣时，他又坚决反对。武王灭商以后，他逃到首阳山，不食周粟而死。毛泽东没有附和历代舆论来赞扬伯夷的气节；相反，他批评了这种所谓的“气节”，认为这是对国家人民的不负责任根本不值得一颂。历代所颂的伯夷气节，其实就是儒家的气节观。单纯用儒家的气节观来衡量历史人物，在许多人身上，就会颠倒是非，不能对他们作出公允的评价。

清朝初年，有许多明末的士大夫阶层人物，怀念故明，不愿仕清。像著名学者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等，他们借用清代的土壤，成为我国历史上光耀一代的思想家；但也有的成为潦倒的文人。无论前者或是后者，大都怀着强烈的汉民族情绪。以往和今天的许多书籍、文章，在介绍和评价前者的学术成就时，总要先表彰他们至死不与清朝合作“坚贞的民族气节”。其实，对这些人的评价，主要是看他们在文化学术领域里的实际贡献，是这些贡献使他们闻名于后世；至于他们反清的民族情绪，在清朝统一之后，仍然念念不忘早已亡故的旧王朝，并为之尽忠，这只能是狭隘的民族思想的表现，无须过分称道。

当然，这里并不是说评价历史人物不要看气节观。气节从来就是中华民族的美德之一。问题是什么才是真正的气节。我以为在中国古代、近代史上，高尚的气节应当包括以下几种：

（一）在反抗阶级压迫和剥削的斗争中，不屈不挠者。如农民战争中坚持到底，即使被俘也不投降的英雄人物。像东汉末年黄巾大起义中张梁领导的起义军受到敌人突然袭击，拼死战斗。最后，3 万人战死，5万人“赴河”而死。还有，太平天国后期的青年将领陈玉成，被俘后拒不投降，骂敌而死。

（二）在反民族压迫的斗争中，不屈的英雄。国内民族之间的战争，常常造成不同民族统治者掌握政权的更迭。在阶级社会里，民族战争总是伴随着民族压迫，而且，一般都是通过残暴的掠夺手段进行的。坚持反抗民族压迫、表现崇高民族气节的人，应当肯定。如元朝和清朝在统一战争中，蒙古贵族和满洲贵族都实行了民族压迫政策。正因为如此，反抗民族压迫，表现崇高气节的文天祥、史可法，才值得肯定。与此同时，南宋和明朝的统治，到了后期极为腐朽，而元朝的统一战争结束了五代以来长期分裂的局面，清朝的统一也已成为大势所趋。因此，这两次统一战争对我国历史的发展，都有进步作用，这样，我们对由宋入元和由明入清的大臣，都要进行具体分析，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

（三）在有利于历史前进的斗争中为维护正义事业而献身的人。像明朝后期东林党反对宦官专权，被魏忠贤迫害，至死不屈的“前六君子”和“后七君子”。还有戊戌变法中，为改良而流血牺牲的谭嗣同等“六君子”。辛亥革命中为推翻清朝封建统治，被清廷逮捕而英勇献身的众多的革命志士。

（四）在反抗外来侵略的斗争中，坚持抵抗、至死不屈的烈士。像鸦片战争中，为反抗英国侵略者、誓死保卫虎门的关天培，与国土共存亡的浙江定海三总兵，坚守吴淞炮台血染战袍的陈化成。还有甲午中日战争中，勇敢撞击日舰的致远号管带邓世昌及全舰将士，等等。以上这些英雄形象，至今仍为我国各族人民所称誉。

几千年来，儒家思想包括可以继承的、有益的，也包括应当批判的、有害的，对我国影响都极其深远。即使新中国成立已有11年，人们已经崇尚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也不能轻而易举地肃清历史遗留下来的，有害的旧观念。但是，如果我们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研究历史、分析历史，我们定能逐步对被一些传统观念歪曲了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作出公正的评价。

当然，理想和愿望往往同实际效果是有距离的，本书在写作过程中，花费了较大的气力搜集资料和分析资料，并力图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来驾驭这些史料。本着百家争鸣的方针，我把对洪承畴这个历史人物评价的全部观点，都在书中坦露出来，希望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从而使对洪承畴及“贰臣”的研究向深入，对他作出证的、历史的、客观的实事求是的评价。

本书在写作和搜集资料的过程中，得到洪承畴的家乡福建南安县（现为南安市）政府林泗河、南安县英都镇的魏火星、洪宗时、洪平良、洪水忠、洪瑞生、洪灿生，洪景跃、洪林桂、洪平原、洪老永等先生的大力支持和帮助。还得到清史学家李鸿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徐艺圆、北京图书馆的徐自强、北京市文物局的吴梦麟、人民教育出版社的王剑英、中华书局的李肇翔、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的刘小萌等先生以及求是杂志图书馆、人民教育出版社图书馆的协助。红旗出版社牛欣芳、曹勇进等先生对此书的出版，也作出很大努力。特此一并致谢。

作者

199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