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再次入京佐理机务

第一节 返京后的家事和国事

洪承畴大约是顺治五年（1648年）三、四月，在江宁移交工作的。因为在此之前，二月底，他仍然以“招抚江南各省地方总督军务兼理粮饷”的身份上题本。移交之后，他就启程了，四月回到北京。他这次回京是和母亲、胞弟和孩子一同回北京的。得到父亲已经去世消息后，洪承畴派差人唐士杰去福建接母亲。他母亲傅氏等人，于顺治四年五月从家中动身，到七月初四到达江宁。傅氏那时已经75岁，母子分别已有多年，洪承畴在一份揭帖里，描述了母子相见的情景。

职见职母年已望八，气血衰弱：职母见职右吕全翳，发白体瘦，不觉相对悲泣。

当然，这份揭帖主要是表示母子二人能够相见，是感谢清廷的恩德。揭帖写于顺治四年七月初十。回到北京时，他的家里除母亲、弟弟和儿子外，还有夫人刘氏。这位夫人可能是降清后在北京新娶的。法式善：《洪文襄公年谱》上记载顺治二年“刘夫人来归。”福建家中尚有结发妻李氏，另外孩子洪士铭的妻子林氏，就是洪承畴的儿媳，也在福建家中陪伴李氏。按照封建道德，洪承畴感到让李氏、林氏仍住在家乡，不近情理。而且当时福建形势由于郑成功的抗清活动，仍然动荡不安。洪承畴在奏本中就讲到“上年（顺治五年）捌月间，王师抵泉州府，臣家眷在城内围困已极，幸俱保全”。于是他在回京任内翰林秘书院大学士当年的年底，借朝廷派往福建的差官之便，寄去家中，让婆媳二人于第二年四月初从家里动身来京。他在奏本中还讲到：

臣之身家蒙圣恩生全豢养，止应搬取家眷赴京，万无将妻子仍回南住之理。臣结发妻不可离臣，臣子又必不能离其母，亦不能离伊妇，骨肉分离两地，万难为情。

清廷对他的这一要求立即认可。洪承畴的妻子李氏婆媳，于顺治六年五月初到杭州，而后由水路抵达京师。这说明当时运河还畅通，所以可由杭州乘船抵达北京。从家乡到北京全程4000多里。洪承畴为官清廉，这笔长途旅费他感到有困难，且沿途动乱不安，就在奏本中要求说：

途程远而臣力薄。臣敢叩恳皇父摄政王睿慈敕下兵部，给臣夫马、船只、勘合一道，给沿途防护牌一张。这要求也得到多尔衮的同意：

（殊批）皇父摄政王旨：是。卿妻并子妇眷属，即宜搬取来京。所请勘合等项，俱准给。兵部知道。

从洪承畴奏本里，还可以看到一件事，即他的母亲傅氏，“思归迫切”。学年初（顺治六年），她得了一场大病，十分危险，后来总算好了。病好以后她仍是“日夜思归不已”。洪承畴“以沿途多警，福建未宁”再三劝慰；同时还“以臣子妇陆月终必来”相劝。于是，傅氏就催洪承畴赶快安排福建的婆媳二人来京。洪承畴写这个奏本的原因也就在此，“臣母急催臣具奏，臣不敢有违”。他母亲傅氏为什么“日夜思归不已“呢？原因大约有这样几个：一是福建人的家乡观念较重，长期生活在南方，年近古稀，到风沙大、气候干燥的北京，必然很不适应。再有，她的丈夫、洪承畴的父亲洪启熙尚未安葬。（在这个奏本里提及此事，可惜这个奏本是残缺的。总之，洪承畴在奏本中提到请求及早安葬其父。）在封建社会，夫死未葬，其妇是不会安心在外地安度晚年的。还有她在京很孤寂，语言不通，在京的媳妇刘氏大约不会是福建闽南人。儿孙平日忙于外务，也不可能陪她聊天，这大约是她思念家乡最主要的原因。所以，当洪承畴提到要把福建的婆媳接到京时，她就急催洪承畴去安排。福建的婆媳到来后，她有了谈话人，就不会那么寂寞了。过去，对傅氏“日夜思归”历史学家和文人都做了不少文章。《广阳杂记》上，有这样一段文字：

洪经略入都后，其太夫人犹在也，自闽迎入京。太夫人见经略，大怒骂，以杖击之，数其不死之罪曰：“汝迎我来，将使我为旗下老婢耶？我打死汝，为天下除害。”经略急走，得免。太夫人即买舟南归。

这段文字，显然不是事实。其一，洪承畴降清后与母亲会面，不是在北京，而是在江宁。如象《广阳杂记》所说，洪母见承畴大骂并以杖击之，则洪承畴从江宁回北京，洪母就不会随他北上，更不会要洪承畴将儿媳、孙媳尽快接到北京。其二，太夫人即买舟南归，也不是事实。其母在江宁见洪承畴，是顺治四年七月的事。她并未立即南归，相反，随洪承畴于次年四月来到北京。到顺治六年，她又令承畴将儿媳、孙媳接来。大约她们在京又住了几年，洪母傅氏年老体衰，至顺治八年，洪承畴送母回福建老家。由于这件事没有向皇上奏报，后来，外转御史张煊弹劾洪承畴“不请旨私送母回闽”洪承畴只好“自引罪”。皇上以“送母回闽未奏，为亲甘罪，其情可原”，就没有追究。第二年，顺治九年，傅氏在家乡去世。洪承畴请求为母亲守制。顺治帝以内院事务繁忙，命他照常工作，但给了祭葬银伍百两。这项开支在顺治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福建巡抚宜永贵的揭帖，奏销顺治九年分闽省应解工部钱粮内，有此一项开支。这说明，傅氏的确死于福建老家。洪母在离世之前，要求回到家乡，这本是人之之常情。

洪承畴从江南回到北京，很得清朝最高统治者重视。皇上“特召赐宴及赐大蟒袍、靴袜等项”，太皇太后“特恩赐宴”。仍让他入内院办事。而且，在这一年“加上四祖尊号，覃恩封赠三代，皆少师兼太子太师，三代配皆夫人”还保持“荫一子入监读书”。皇帝、太皇太后亲自赐宴，这对大臣来说，是相当荣宠的待遇。还有一件事，也可看出洪承畴的地位，不同一般降臣。洪承畴降清后，分在镶黄旗下，但并未拨入八旗的基层组织，即具体的哪一个牛录。这样，清廷赐予他的房屋、田地、壮丁并未归入镶黄旗下，也就没有任何赋役负担。顺治八年(1651年），洪承畴认为这样下去，一方面不足以证明自己的身份属于旧臣，也就是同入关后的降臣有所区别；另一方面，也不要使自己在旧臣中太特殊。于是他就请求拨到镶黄旗的乌金绰哈固山牛录下，以“使臣照例当差”，户部同意他的意见，并且表示： 

看得洪承畴既在旧臣之列，自宜照例随固山今住址见在镶黄旗地方，相应允从所请，将壮丁数目收入镶黄旗乌金绰哈固山下可也户部送给顺治帝，顺治帝立即殊批“洪承畴愿归何牛录下，听从其便”。本来，降臣归属何牛录；一般是按其住地决定的。洪承畴初降时，并无房屋、田地和壮丁，但那时他以一个降臣对八旗的规矩又不熟悉，恰如他自己所说“未知满洲事例，未敢请命拨入牛录下”。八年以后，他对满洲的事可以说一清二楚了，所以他请求拨入的牛录正是按照住地提出来的。尽管他是按规矩提出的，而顺治帝批示是“听从其便”，愿意归哪个牛录，就归哪个。这的确表现出朝廷对他的荣宠和他的地位非比一般。

洪承畴二次入京在内院仍是佐理机务，这次的时间较长，从顺治五年至顺治十年五月，整整五年。在这五年中，洪承畴所起的作用要比前次入京佐理机务的作用大。但也有个过程，他二次入京时，恰恰是前面提到的两件涉及他本人的案件之后，尽管朝廷仍然信任他，但这两个案子多少对他有些影响，洪承畴并没有因在江南为清廷建树功勋而升迁。他回到京城虽然受到皇、太后的热情款待，但仍是原官原职。第二年，多尔衮任命洪承畴和范文程、刚林、祁充格、冯铨、宁完我、宋权，一同充任《太宗文皇帝实录》一书编纂的总裁官。皇帝为此事下的敕书是这样写的：

兹者恭修太宗文皇帝实录，择于顺治六年正月初八日开馆。朕惟帝王抚宇膺图，绥猷建极，凡一代之兴，必垂一代之史，以觐扬于后世，诚要务也。我太宗文皇帝应天顺人，安内攘外，在位十有七年。惟文德之昭，武功之盛，以及号令赏罚，典谟训诰，皆国家之大经大法。尔等稽核记注，编纂修辑，尚其夙夜勤恪，去据精详，毋浮夸以失实，毋偏执以废公，毋疏忽以致阙遗，毋怠玩以淹岁月。敬成一代之令典，永作万年之成宪，和殚乃心，以副联意。钦此。

敕书中强调编纂太宗实录的重大意义和要求。多尔衮在百务繁忙中，亲自过问太宗实录的编纂，是有政治目的的，那就是希望按照他的意思来剪裁史料。他命令总裁官刚林从太祖实录里，删去多尔衮生母，大妃纳喇氏不愿殉葬的记载。刚林同范文程和祁充格一齐把这一部分内容抹去。刚林等人为编太宗实录，还将在盛京时所录的太宗史册的内容加以增减；对多尔衮所做的一些不好的事，也没有写入史档。编纂的工作刚开始不久，多尔衮就去世了；很快又被指控谋逆，这场工作不得不停了下来。多尔衮在世时被重用的刚林等人，均受到牵连，删改太宗实录和增减太宗史册，自然成为他们的罪状。这个权重一时的文臣领衔大臣刚林，虽然为官廉洁奉公，很有才干，只因受到多尔衮的荣宠，以所谓的密谋叛逆罪被处死。总裁官里的祁充格也被处死。只有范文程因多尔衮对他的疏远，得到顺治帝的保护，“仍留原任，前所行情罪已结，今后于委任职掌，当矢忠报效。”这次政治动荡及到编纂太宗实录的班子，为首的刚林，祁充格已经处死；受多尔衮宠信的冯铨，也在顺治亲政后，在对多尔衮势力的清洗中，被赶出了朝廷。洪承畴虽受多尔衮重视，但看来并未卷人这场政治斗争。不过编纂班子主要人员死的死，走的走，编纂工作不能继续进行。到顺治八年底，弘文院大学士希福又奏请编纂太宗实录，得到顺治帝的许可。希福是个有文才的满洲儒臣，兼通满、汉、蒙古三种语言。皇太极时，就以内院大学士参与翻译。编纂史籍的工作，只是由于多尔衮与满洲贵族争权，希福成为牺牲品，被废黜了六年。到顺治亲政，重新任命他为弘文院大学士。顺治九年（1652年）正月，顺治帝又一次命纂修太宗实录，重新任命编纂班子：

以大学士希福，范文程、额色黑、洪承畴、宁完我充任总裁官。学士伊图、马尔都、苏纳海、蒋赫德、刘清泰、能图、叶成格、图海、白色纯、胡统虞、成克巩、张瑞充副总裁官。侍读学士麻禄等（二十六名）……为纂修官。

顺治又一次发布敕书，内容与前次大同小异。这次修纂主要是班子的变化，与前次相比，两个班子都有的总裁官只有三人，即范文程、洪承畴和宁完我。而这三人中只有洪承畴一人没有涉及这场政治风浪。当然，这个班子组成后一年多，洪承畴又一次调任南方，也就没有再参加太宗实录的编纂工作。

除了编书，洪承畴还在顺治六年，做了会试的正考官。满洲贵族为了笼络和收买汉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早在皇太极后金天聪三年（1629年），就开始在境内施行科举考试。改国号为清的那一年，1638年，清朝录取的举人有十名。清初缺少文官，中举的多被授官任职。清朝入关以后，为了消除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反清情绪，更为了健全从中央到地方各级统治机构的需要，顺治于北京登极的诏书上，就定下了乡试和会试的时间。具体的是“会试，定于辰、戌、丑、未年；各直省乡试，定于子、午、卯、酉年”。此后，清初的不少大臣，都一再提醒满洲最高统治者，要倡导科举，使“读书者有出仁之望，而从逆之念自息”，这是“不劳兵之法”大学士范文程特别指出，“治天下在得民心，士为秀民；士心得，则民心得矣。请再行乡、会试，广其登进”。洪承畴本人是进士出身，自然也积极倡导科举，加之学识渊博，清朝统治者就令他担任会试的正考官。人关后，清朝首次会试在顺治三年二月，中试名额为400人。明代的科举，一般取300人左右，清初为收拢人才，增加了100名，原定顺治六年为第二次会试，也是为了广招人才，又于顺治四年增加了一次会试。所以，顺治六年的会试已是第三次了，中试名额仍为400人。这次考中的进士，著名的有“左敬祖、吴正治、汤斌、熊伯龙、郝浴、李本晟、王清、曹本荣、张士甄、马绍曾、施闰章、皆一时贤才”。这些进士经过殿试分为三甲。全部授官，一甲的授翰林院官，二甲的分授参议，三甲全授知府。当时两广初定，三甲的知府都分到两广等省补用。

回京后，洪承畴任职的态度仍然是积极的。时常上疏提出有利于治国安邦的各项建议。如当时由于清统治者实行民族压迫政策，加之清初经济凋蔽，各地人民的反清情绪高涨。尤其是顺治五年、六年的宣大总兵姜起兵反清，引起山西大部分和陕北一些地区的响应，波及面广，距清朝的统治中心又近，真可说京城之外烽火连天了。尽管顺治六年（1649年）八月，姜璞的反清被镇压下去，但是，他的支持者仍在各地广为活动。洪承畴看到这种形势，提出加强京畿地区巡缉的建议： 

“国门之外，大盗公行”，备防不可不周。应于良乡、通州、海子、昌平四面，俱选拔满洲官员巡缉，分汛责成。仍禁扰累无辜，如仍前疏忽，有失事之人告发者，即照汛究治。

这个建议经兵部讨论同意执行。

不过，这段时间，洪承畴上疏中影响较大的是，提出了选官的保举连坐法。清初从中央到地方缺官现象严重，多尔衮等清朝统治者，急于健全各级官僚机构，使国家机器能够正常运转起来，选官的范围比较广泛，对明朝降官，基本上是原官供职。多尔衮明确主张不必苛求，只要愿为清廷效力，都可委任。这样一来，不免泥沙俱下，鱼龙混杂，象福建的巡按周世科，倚仗自己是关外旧人，到地方上为非作歹，《榕城纪闻》里说：

周世科开妄告之令，无赖之人辄肆志于乡绅大室。前松江知府陈亨，被人告责十五板。前户部主事林宏衍，锁.链到官。前处州府知府郑奎先，锁拿到官，送银八百两，．免罪。

福建人民被迫起而反抗。后来由浙闽总督陈锦调查，才查出福建人民反抗的原因。象这类的事，不只一件。针对这种现象，洪承畴指出任官不能贤愚不分，尤其是封建大吏，要用得其人。为此他提出了保举连坐法：

平治天下之道，在于各省督抚总兵，俱得其人。然人才难得，知人亦不易。旧时会推，原有成例。正为一人见闻有限，必合众论乃为无私。今欲用得其人，宜实行保举连坐之法。如督抚、总兵员缺，令吏、兵二部满汉堂官详加评注，自书姓名保举，再以咨询左右大臣，议论相合，方行点用。俟后有功效，保举者受荐贤之赏；若旷职债事，保举者受妄昧之罪。庶封疆，民生，两有攸赖矣。

洪承畴的这个办法，可以促使举荐的人慎重行事，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滥荐亲信、门人，而不论品德才能。他的这个建议得到多尔衮的赞同，立即以皇帝圣旨下达：

以后用督抚镇，著内院九卿会推。若有独知灼见，情愿保举者许自行保举，得人者，升赏；误举者，连坐。这种保举连坐法，不仅在顺治时采用，康熙、雍正时也仍然实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