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再次入京佐理机务

第二节  顺治帝的重要辅臣

就在洪承畴二次入京佐理机务期间，满洲最高统治者政局发生了一次重大变化。这变化始于多尔衮的病逝。自多尔衮率清军入关，扶植顺治在北京二次登基，从而开创了清王朝统治中国的基业以后，多尔衮纵横捭阖，全力谋划统一中国。在他的指挥下，清军兵锋所至，势如破竹，很快席卷了大半个中国。在胜利的欢呼声中，多尔衮的权力和威望扶摇直上。顺治元年（1644年）十月，顺治皇帝在北京进封多尔衮为“叔父摄政王”，顺治二年五月，又进封为“皇叔父摄政王”，顺治五年（1648年）十一月，又被尊为“皇父摄政王”。一时大权在握，关内外大臣只知有摄政王。为了他工作方便，甚至连皇帝的印玺也放在他家。他和两个弟弟，英亲王阿济格、豫亲王多铎，掌握了正白，镶白和正蓝三旗，还分化、拉拢两黄旗的许多大臣。多尔衮在皇太极死后，顺治帝亲政以前，实际上享有皇帝的尊荣和权力。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在满洲贵族争夺权力的斗争中，他罢黜了和他共同辅政的郑亲王济尔哈朗，囚禁和除掉皇太极的长子、争夺帝位的豪格。多尔衮进一步又限制和削弱满洲诸王的权力，罢诸王兼理政务的权力，各部的事务由该部尚书掌管，各部尚书直接听命于摄政王。多尔衮把皇太极时期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通过改革政体，实行明朝官制，提倡汉文化等，又向前推进了一步。不过，这样做的结果，加剧了他和周围一些满洲贵族旧势力的矛盾；同时，也加剧了满洲贵族之间的权力之争。由于清朝统一战争取得的巨大进展，暂时掩盖了这些矛盾和斗争。正当多尔衮的权势达到登峰造极的时候，顺治七年（1650年）十一月，由于出边围猎，多尔衮突然发病，摔下马来，到十二月上旬，竟然一命呜呼，年仅39岁。顺治为多尔衮举行了隆重的国葬，追尊他为“诚敬义皇帝”，荣尊一时。可是，很快，满洲贵族内部的夺权之争就爆发了。先是多尔衮的亲哥哥英亲王阿济格被议罪幽禁，赐死狱中。他管辖下的牛录，全部归到顺治帝的两黄旗之下。那时多铎已死，阿济格是多尔衮唯一的支柱。而阿济格一死，多尔衮一派就没了依靠。多尔衮去世两个多月以后，他的反对派先从正白旗的骨干罗什等5人开刀，将他们革职为民。就在同一个月，多尔衮又被告为“谋纂大位”。顺治帝公布了多尔衮罪状，并掘坟鞭尸。显然，顺治这样对待多尔衮是不太公平的。不过这是出于政治斗争的需要。事实上，多尔衮的反对派，政治上是保守的。为首的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势力抬头以后，不久就恢复了诸王管理六部部务的旧制；对多尔衮重用的满汉官员，如在接受汉族文化制度方面较为开明的大学士刚林等，均以各种罪名处死或革职，并表现出对汉官的排斥。 

然而，清朝要统治全国，就不能不适应先进地区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状况，也不能不笼络汉族的上层人物。年轻的顺治帝头脑比较清醒，由于多尔衮的去世，顺治提前亲政。那时他只有14岁，不过，他比一般少年早熟。吸取以往多尔衮专权的教训，他很快亲手掌握起日常政务，力图摆脱济尔哈朗对朝政的干预。他继承多尔衮的政策，不顾满洲大臣的反对，仍然重用汉族官吏，提倡汉文化，继续进行政治、经济方面的调整和改革。在这场满洲贵族内部的政治斗争中，汉族大臣本来就涉及的很少，如前所说，刚林删改太祖实录的案子，涉及范文程。顺治帝只令夺官赎罪，而且当年即恢复范文程的原官。至于洪承畴，虽然受到了多尔衮的重视和荣宠，但由于在多尔衮身边工作的时间不长，又是个汉臣；加之洪承畴本人为官经验丰富，也比较清正，不会轻易地依附于某个人或某个派系。因此，他算不上多尔衮的亲信，也就没有受到牵连。相反，顺治帝在接受汉文化制度方面，比他的前人又进了一步。汉族大臣在内三院和六部等中央政府机构里得到了发展。大学士里的满族人选，一度只剩下额色赫一人。六部中的要害，吏部、户部和兵部，也任命汉臣做尚书。在这种形势下，洪承畴也得到了重用。顺治八年（1651年）二月，“以大学士洪承畴管都察院左都御史事”。都察院是国家的最高监察机构，明清以前称御史公，明朝洪武十五年（1382年），改为都察院。清仿明制，皇太极改国号为清，始设都察院。顺治初年，对都察院的职责规定为：“凡朝廷政事得失，民生利弊，以时条上，百官有奸贪劣绩，亦得据实纠弹”，也就是说，都察院是“掌察核常官，整伤纲纪”的机关。左都御史是都察院的主管官员，品级定为正二品。其时，都察院汉臣左都御史是徐起元，顺治帝认为他不称职，就将他调任。左都御史的汉臣一时缺额，在没有物色到合适人选之前，出于对洪承畴的信任，就让他兼管左都御史事。直至这一年八月，才起用赵开心为左都御史。

在管都察院事务期间，洪承畴做了不少事。首先是甄别御史等官，分为6等。具体的是：

拟应差用者，魏琯、冯右京、张慎学……二十二人；应内升者，陈昌言、罗国士二人；应外升者，张煊、霍达、窦蔚……十一人；应外调者王世功、裴希度、孙奎、王志佐四人；应降用者蔡应桂、苏铨、李若琛……五人；应革者，王士骥、金元祯、王昌允……八人。疏人，报可。

清初的吏治同明末相比较好一些，注重人选。当然，由于入关后，清从中央到各级政府缺乏官吏，于是大量录用明朝降官。这就造成官员的成分复杂，贪官也多了起来。而都察院是考察官吏的机构，因此，都察院官吏清廉称职与否，关系重大。为此，洪承畴上任后，首先就甄别都察院的台员，经甄别后，能用的用，该升的升，该降的降，该革职的革职。这次甄别和处理结果，得到朝廷的批准和好评。

接着，洪承畴在都察院贯彻顺治帝关于严惩贪官的谕旨。顺治帝的谕旨说：

朝廷治国安民，首在严惩贪官。欲严惩贪官，必在审实论罪。……凡贪婪官员，一挂弹章，必非完壁，或降、调、闻散、或勒令休致，皆不得仍还原职。从前参问贪官，姑照恩赦月日，免罪追赃，自今颁谕之后，大贪官员问罪至应死者，遇赦不宥。在内该部院，在外督抚、巡按，刊刻告示，晓谕各司道、府、州、县，实力遵行。顺治帝的谕旨主要的意思就是，凡贪官无论罪大罪小，均不得还原职；而且要求那些审问贪官的官员，必须照实情上报，上报不实的，要追究其罪；如审问官员受贿而为受审者开脱，也要受到处罚。对大的贪官判死罪的，即使遇大赦，也不宽恕他们。都察院完全贯彻了顺治这道谕旨，从而有利于清初官吏的清廉。

这一年三月上旬，在洪承畴的筹划之下，都察院又规定了御史巡方之制。为了能使都察院派出的御史到各地工作收到好的效果，洪承畴等都察院的主要负责人认真研究了巡视时需要注意的事，规定了五条：

一按差之额数，宜定北畿八府督学议为一差；江宁、苏松督学已并为一差，其实势不能行，俟今秋科场事毕，仍分为贰差。顺天、真定巡按议并为一差；江宁、苏松、淮、扬巡按应并为贰差，以上共计陆差。……选择差之最紧急者。臣等从公议差，必使御史全不及知，毫无所费。

一出差之期限宜严。御史一奉命点差，便应照主考、分考之例，门上即大书回避不见客，不收书，凡送书办、送人役各项，一概不受，宴会、饯送俱不赴，则都中贿赂嘱托先已断绝。……御史有违前约，臣等公同河南道及各掌道御史，密防得实，先指名参奏，不敢徇庇。文卷、书办三名，常川、经手皆拣择素日守法时刻，自行关防，其余必行文道、府、州、县，如入境至某府，即取某府堪书写、书办八名；堪赍本使唤快手捌名；随巡至他府，事毕，发回，又预取某府书办、快手，随巡至他府，如前发回。随地转换，总不留按差、办书、承差名缺，自然诸弊不生。……

一在差之事绩，……于题差命下之日，每御史一差，立为一册，亲自查收，自出都日起，及入境日期以至报勘札、报事件，挨日登记册内，细加评品。至于民生疾苦，地方利弊，有无条陈，果否详明妥当，某疏参劾某官，果系大贪大恶，或止摘发罢弱，果置司、道、府、厅不参，惟摘参一二州县塞责，皆挨月顺日列入册内，一察自明。

一差满之期候宜定旧例，督学一差必岁考、科考一周，乃得报满。……议大差、中差以一年六个月为期，皆照例三月前报满，便可注差赴代。然臣军必常 诸特旨褒嘉，以鼓任事之心；果不遵宪约，怠玩溺职，不过数月半载，先请旨撤回，另选差赴代。……

在这篇疏稿的最后，他们说明以上五条是当前最紧要的事，请求皇上同意下旨。这样做的目的是，“严伤诸御史，振起精神，力行整顿，洗从前之旧习，作今日之新型。”至于一些具体问题以及宪纲条约汇辑颁布，他准备以后陆续酌定。从这五条内容看，一、规定了派往各地御史的数额，但由于当时御史数量不足，只能对那些最需要的地方先派。二、规定了严格的出差期限及要求。要他们奉旨后，就象考官一样，在门上贴出回避不见客、不收条子，不得接受送来的书办、差役，不能参加宴会，或饯行之类的活动。总之，在出发前，要断绝一切贿赂与私人托嘱的可能性。出差的期限规定的很严，要求接旨以后，三天就从都城出发，沿途不得任意停留，不得接受私人递的条子或赠送的礼物。到达目的地，也同样不得接受馈赠。这样才是真正明廉而有威信的御史。还要求御史不许到朝廷大臣的私宅去，以免生嫌疑。如有御史违背这些规定，都察院会首先参奏，绝不包庇。三、规定御史到达目的地，只许带极少数的随行人员，其余人员衙役，由当地提供。这些人员衙役，待御史巡视完毕，就仍回原单位供职。这样也可以免去不少弊病。而在此之前，御史每到一个地方，设中军收听用等官，这些人内外相通、贿赂，肆无忌惮。地方各级政府为了能让御史说他们的好话，事先为御史铺设准备，馈赠御史几百几千银钱。这笔钱从哪儿来？结果还是百姓受害。为此，都察院请求按照新的规定去做，如有御史仍然依以往的办法下去，几个月后让都察院得知，就要请旨将这样的御史撤回查办。四、规定每派一个御史到一个地方出差，都要立一册，记载这个御史出发那天日期和到达目的地的日期，以及这个御史上报的公文，都要挨日登记在册。都察院的负责人要亲自查看，并加以品评。对民间疾苦，地方利弊，御史有没有上疏，上疏的详细妥当与否，疏中有没有参劾有问题的官员，参劾之中有没有大的贪官、恶官；还是只参劾不关紧要的，或是一两个州县官，以敷衍塞责，而不去碰大官或地方高级机构。对这些，都有要一一写人册子，一看就对这个御史的工作明白了。不等这个御史出差期满，就可以对他的工作，奏请定夺。洪承畴说当前一些御史下去，对国计民生漠不关心，也不上什么关系紧要的条陈，甚至以不上疏为好。而且，这些御史所举报的事，并没有经过自己的认真察访，只是凭着地方报上来的，是好是坏也没有个凭证。由于贿赂的关系，常常是贪官反不被举报，而只举报衙门小官，甚至是一些衙役，以此来混淆朝廷视听。他认为，立册的办法，就可以杜绝御史下去不负责任的状况。五、关于任差的期限，洪承畴认为，一年一任差，地方送往迎来的事未免太多。为此议定，大差、中差，以一年六个月为期限。对于派出的御史，都察院负责人要认真察访，发现能安定民心、声望高的，应当立即请旨嘉奖，也不一定非等任差到期；发现不遵守规定、玩忽职守的，不到任差期限，也应立即请旨将他撤回来，再另选合格的去。不过，既然规定了任差期限，到期不回的，也要受到参劫。

疏稿的最后说明，都察院主要负责人议决的这几条，刻不容缓，对与不对，立即上疏。这些都是当前最紧要的事，希望皇上能很快给回音，我们好严令诸御史“振作精神，力行整顿从前之旧习，作今日之新型。”由此不难看出洪承畴在都察院的任上，力主除旧布新，以清廉吏治。其目的还是为了巩固清朝统治；同时，可以起到使御史关心百姓疾苦，并使百姓不受其害以安民的作用。从这点看来，他所提的这些改革措施，在当时还是有利于社会和百姓的。

这个疏奏，很快得到顺治帝的赞同。他于五天以后，谕令出差御史应当严格桉都察院规定办事。谕文中说：

朝廷遣御史巡方等差，原为察吏安民，向来所差御史受贿赂、徇嘱托，身己贪污，何能察吏，不能察吏，何以安民？兹新经甄别，留差各官，岂尽粹白无瑕，亦姑用以俟自新。自今以后，各宜洗心涤虑，振作精神，如都察院条奏禁约，一经点差，即不得见客，不收书，不用投送书吏、员役，不交接宴会、饯送。……若御史有故违前项禁约，许总督、巡抚即行纠举，都察院堂官尤宜督责河南道掌道等官，时时察访，勿拘巡方月日，不待回道。考核有真心实政，先行奏闻，特旨褒嘉；有不遵禁约、贪肆怠玩，先行参劾，请撤治罪，另差赴代。庶不负联治安天下至意。……

顺治的这道谕旨，基本上重复了都察院疏稿的内容，不过是将其要点更为明确地点出来，同时增加了允许地方总督、巡抚举报违背禁约的御史。这就更加强了地方对中央派出御史的监督。谕旨里还对禁约的内容，做了一些补充，诸如“不许假借公事，滥差员役下府州县，不许拿访，不许拔用富豪官吏“等等。这些个“不许”，无疑都有利于御史真正起到“察吏安民“的作用。顺治还令出差御史将他的这道谕旨，刊刻张贴到所去的地方，让城乡绅士、百姓都能知道，目的是为了让百胜也来督促御史照禁约行事。

顺治下达这个谕旨之后，又向大学士陈泰、学士马尔杜、王文奎、能图等说：“凡御史出差，皆当陛见”。大学士们认为应当这样做。顺治就又以谕旨形式，明确这个规定，并说明陛见的理由。谕文中说：

御史为朕耳目之司，所以察民疾苦及有司之贤不肖也。临差之时，必令陛见。朕将地方兴利除弊事，宜面谕遣之，使伊等得亲承戒谕，始能勤修职业。卿等可传知都察院，令以后遵行。 

顺治决定在每个御史出差之前，接见一次，这不仅象他的谕旨中所说，是要当面向他讲讲到地方去应如何兴利除弊；更重要的是，表明他对派出的御史的重视，因为他把这些人看作自己的耳目，通过这些人可以了解到地方的真实情况。接见他们，说明皇帝对他们的重视，也可使他们产生光荣感和使命感，感到自已责任重大；同时，皇帝的接见也是一种威严，对他们是一种震慑，使他们下去不敢胡作非为。洪承畴关于吏治的思想有利，巩固中央集权和廉政措施，所以得到顺治的支持。同样，这也是洪承畴在顺治亲政以后，得到重用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