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再次入京佐理机务

第三节  迎接达赖活佛方策之争

从思想上看，洪承畴是一个地道的儒家门徒，对佛、道等宗教，并不热心。在顺治亲政以后，洪承畴佐理机务期间，他对顺治帝尊崇藏传佛教，很不以为然。

清朝初年，藏传佛教的势力日益发展，宗喀巴创立的黄教格鲁派的领袖达赖和班禅，不仅是藏族也是蒙古族的宗教领袖。为了巩固对蒙古族的统治，清朝采取利用藏传佛教的政策。清朝未入关之前，皇太极和达赖、班禅已经有了联系。达赖、班禅的使者于清崇德七年（1642年），来到盛京，见皇太极。第二年，皇太极又遣使入藏，慰问达赖、班禅和各教派领袖人物。清朝入关以后，顺治即位，当年立即派遣使者前往西藏迎接五世达赖来京。顺治三年（1646年），达赖遣使祝贺顺治即位。到顺治九年(1652年），顺治帝又一次遣使迎接五世达赖来京。同年十二月，五世达赖阿旺·罗桑嘉措，终于来到北京，住在为他修建的西黄寺里。为了迎接五世达赖到北京，清朝做了不少准备工作，修建西黄寺也是其中一项重要的准备，自然要花费不少人力财力。作为儒家思想影响很深的洪承畴，对此不甚理解，以为顺治帝迷信喇嘛教，所以才如此兴师动众地准备。为此，他上奏本，劝谏顺治帝不要在皇城重地修建喇嘛寺塔，奏本中这样写道：

……近见皇城西北建塔，喇嘛乘马入禁地，或者谓香僧别有异术，可以佞佛缴福护国庇民。臣概论天下人之不信僧佛者，约有百千；其信之者，不过百千中之一二。若谓信之可以获福，不信便至降祸，则古今来未见喇嘛可以长生，而亿兆民人何以生生世世不绝耶！况圣天子御极为神人之主，自能为天下民人造福，而乃求福于僧与佛，万万无此理也。……皇上一念及此，未有不恻然感动者，此时犹可及止，一误后悔难追。臣仰乞圣裁独断，将远行士马，即赐停止，将在京喇嘛，尽送城外寺中暂住，陆续发回，不复出入禁地，并将建塔之举敕旨罢工，则天下咸服。……

洪承畴这个奏本，写得很不错，用历史事实说明帝王不必向僧佛求福的道理，又指出建塔，远迎活佛等事，劳民伤财，不但起不到“护国庇民”的作用，反而是“病国害民”。为此，他要求顺治帝立即下令停止建塔，也不要去迎什么活佛。如果就事论事，洪承畴的建议没有什么错处。不过，前面已经讲到，顺治帝迎五世达赖，是从安抚蒙古和西藏出发的，并非出于真正信佛。至于顺治帝后来信仰了佛教，那是由于太监的怂恿。由此可见，五世达赖来京时，顺治还没有信仰佛教，只是和父亲皇太极一样，重视同蒙古各部的关系，深知“外藩蒙古惟喇嘛之言是听”,出于政治需要，就在城内建塔、礼佛，于德胜门外修西黄寺，并派人去迎接五世达赖。鉴于这种形势，顺治那时不可能接受洪承畴的劝说，塔寺还是要建的，活佛也是要迎的。

不过，这件事并未就此结束。顺治九年（1652年）八月底，五世达赖已经来到蒙古，请顺治帝定下双方会见的地方，他提出或是在归化城（今内蒙古呼和浩特），或是在代噶（今内蒙古凉城）地方。顺治帝回答说，内地、西南正在用兵，皇帝难以轻出，只能在长城边内近地相会。五世达赖并没有同意，他提出边内多疾疫，还是边外相见好。到九月初，顺治帝准备亲自至边外迎接达赖喇嘛，并向群臣讲明为什么要出边相迎的道理。他说：

太宗皇帝晏驾后，睿王摄政时，往请达赖喇嘛，许于辰年前来。及朕亲政后召之，达赖喇嘛即启行前来，从者三千人。今朕欲亲至边外迎之，令喇嘛即住边外。外藩蒙古贝子欲见喇嘛者，即令在外相见。若令喇嘛入内地，今年岁丰收甚歉，喇嘛从者又众，恐于我无益；倘不往迎喇嘛，以我既召之事，又不往迎，必至中途而返，恐喀尔喀亦因之不来归顺。其应否往迎之处，尔等各抒所见以奏。

由顺治的这番话，足可见他迎五世达赖的目的，主要是希望喀尔喀蒙古前来归顺；不去迎接，怕达赖中途返回，影响喀尔喀蒙古归顺清朝。当然，由于随达赖来的人多，而当年岁收不好，迎入内地，耗费太大。这是顺治准备到边外相迎的又一个原因。不过，顺治毕竟年轻，对自己的打算没有把握，就征求大臣的意见。大臣各抒己见的结果是，满洲大臣认为：

我等经请喇嘛即来，上亲至边外迎之，令喇嘛住于边外，喇嘛欲入内地，可令少带随从入内；如欲在外，听喇嘛自便。上若亲往迎之，喀尔喀亦从之来归，大有裨益也。若请而不迎，恐于理未当。我以礼敬喇嘛，而不人喇嘛之教，又何妨乎！

满洲大臣的意见是同意皇上到边外相迎，主要还是希望喀尔喀来归。同时，他们从当时歉收的形势出发，认为这样做，即或达赖想到内地看看，也可少带几个随从，而不致因他们的到来而耗费太大。但汉族大臣对他的意见，大不以为然。他们说：

皇上为天下国家之主，不当往迎喇嘛。喇嘛从者三千余人，又遇岁歉，不可令入内地。若以特请之故，可于诸王大臣中，遣一人代迎。其喇嘛令住边外，遗之金银等物，亦所以敬喇嘛也。

汉臣的意见很明显，他们从儒家大一统思想出发，自然认为皇权高于一切，怎么能让皇帝去迎喇嘛呢！这是中国的传统思想，皇权高于教权。即或在欧洲，皇权或教权也是有斗争的，在一段时间里，皇权大于教权。何况在古老的中国，宗教始终在皇权控制之下。汉臣之中，尤其是洪承畴本来就不赞成迎活佛，看来他这次仍然是积极反对顺治去边外出迎喇嘛的。但是，出于政治目的，为了争取蒙、藏的归顺，清朝皇帝没有听取汉臣的意见，顺治于九月十一日，正式通知达赖：

尔奏边内多疾疫，边外相见为便。今朕至边外代噶地方，俟尔可也。

也就是说，顺治还是采纳了满洲大臣的意见，同时也是尊重五世达赖的意见。五世达赖得到这个通知很高兴，又向顺治上奏表示要“兼程前进”，并表示“俟至代噶地方尚有密奏之事”。 

然而汉臣也没有就此罢休，尤其是洪承畴，他和大学士陈之遴，利用钦天监对天象变化的奏疏中说：“昨太白星与日争光，流星入紫微宫”,进一步劝阻顺治帝到边外迎接五世达赖。他们说：

窃思日者，人君之象，太白敢于争明；紫微宫者，人君之位，流星敢于突人。上天垂象，诚宜警惕。且今年南方苦旱，北方苦涝，岁饥寇警，处处入告，宗社重大，非圣躬远幸之时。虽百神呵护，六军扈从，自无他虞。然边外不如宫中为固，游幸不若静息为安。达赖喇嘛自远方来，遣一大臣迎接，已足见优待之意，亦可服蒙古之心，又何劳圣驾亲往为也。天道深远，固非臣等所能测度，但乘舆将驾而星变逵彰，此诚上苍仁爱陛下之意，不可不深思而省戒也。

陈之遴是南明降官，人品不怎么好，但很有才学，受到多尔衮、顺治帝的器重，当时为内翰林弘文院大学士。他在降清后同洪承畴有过一些来往。顺治三年（1646年）清朝让降清的陈之遴进京朝见，他在北上时，先去见了任招抚江南总督的洪承畴，劝洪承畴“掘孝陵，当泄尽明朝秀气”洪承畴没有听他的。所以，在明朝遗民和后人的眼里，认为他与洪承畴相比，洪承畴“犹有人心”而他连人心都没有了。洪承畴和陈之遴这次劝阻顺治帝去迎接五世达赖，就洪承畴来说，他始终反对顺治去迎达赖；而陈之遴从儒家正统思想出发，自然也是汉臣中反对顺治迎达赖的积极分子。所以他俩可能联名上奏。这次上奏的借口今天看来是很可笑的，用了董仲舒的天人感应来劝阻。不过，在当时，对于缺乏科学知识的统治者来说，还是很有说服力的。所以，顺治就在他们上疏的当天接受了他俩的意见，并传旨说：“此奏甚是，联行即停止”顺治还在这一天派内大臣伯索尼传他的谕旨，表彰洪承畴和陈之遴。上谕说：

卿等谏朕勿往迎喇嘛，此言甚是，朕即停止。以卿等贤能，故擢赞密勿，嗣后国家一切机务，及百姓疾苦之处，如何始合民心，如何不合民心，卿等有所见闻，即详明敷陈，勿得隐讳。朕生长深宫，无由洞悉民隐，凡有所奏，可行即行，纵不可行，朕亦不尔责也。

这道谕旨对洪承畴、陈之遴二人极为称赞，并要他们今后对“国家一切机务”发表意见，将“百姓疾苦之处”，详细上报。这表明顺治对他们十分信任并夹有感激之情。到十月上旬，顺治派和硕承泽亲王硕塞等，前往迎接达赖喇嘛，并说明皇上打算亲自迎接，但由于国内尚不安定，难以抽身前往。当五世达赖到达北京时，顺治帝提前到南苑等待迎接。十二月十五日，他俩在南苑相见，顺治赐宴，五世达赖送上马匹等物品。第二天，五世达赖随顺治来到北京，住在为他修建的西黄寺里。顺治帝又在太和殿等处多次接见他、宴请他，赏赐金、银、珠宝、缎匹、茶叶也很多。五世达赖在京师出行，前面排列着顺治送给他的仪仗。到第二年二月下旬，五世达赖才离开北京，临行时，顺治帝仍送至南苑，在德寿寺为达赖饯行，又送了许多礼物。还命硕塞率八旗官·兵送至代噶地方，召蒙古外藩王公、贝勒等在那里与达赖相会，正式赐于“达赖喇嘛”的封号，授予金册、金印，印上刻着满、藏、蒙、汉四种文字。从此以后，达赖喇嘛的封号及其在西藏的政教地位，由中央政府正式确定下来。以后历代达赖，都必须经过中央政府的册封，成为一种制度。从顺治接待达赖的礼遇上看，尽管他没有去边外迎接达赖，但对达赖的礼遇，还是相当隆重的。从而达到了安抚蒙古和藏族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