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青少年时代

第二节  社会动荡不安和洪承畴初露头角

洪承畴的青少年时代，正是明王朝由盛入衰的时期。朝政、吏治十分腐败，由于土地高度集中，无地和少地的农民流离失所，社会动荡不安。为使读者更好地了解洪承畴的经历和政绩，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下他所处的时代。

明中叶以后，中国封建社会的矛盾更加尖锐，封建大土地所有制空前发展，土地高度集中达到了惊人的程度。明王朝皇族、地主兼并土地的手段极多。其中，以皇帝为核心的皇族、勋戚、中官等权贵，依恃政治特权和政治暴力，迅猛扩大各类庄田，是这一时期封建土地兼并的特点。明朝皇庄的建立始于明朝前期的明仁宗朱高炽，他以田园赐予赵王朱高燧，后来相沿为例，建立了一个个皇庄。到明朝后期，这种现象愈加普遍、严重，藩王占田最多的时期是明嘉靖、万历年间。明世宗于嘉靖三十九年(1560)赐给景王朱载圳德安府七处庄田，孝感、汉川四处庄田，达九百余顷；河南卫辉府、宁山卫田地二百余顷；开封府、怀庆府房地六百余顷等，总数在四万顷左右。明神宗于万历十七年(1589)，赐给弟弟潞王朱翊镠以景王遗下的庄田四万顷；还以为不足，令诸臣“再查相应地土，不妨数外加给”。后来，神宗的爱子福王朱常洵封到河南，神宗一次就赐予田地四万顷，河南田地凑不足，又取“山东、湖广田”为王庄。万历三十四年(1606)，四川巡按孙贞一上言中说道，成都平原靠都江堰灌溉的最肥沃的土地，其中20％都为蜀王一府占去。河南开封的周王，兼并土地的结果是百姓“田产子女尽入公室，民怨已极”。时人汪价在《中州杂俎》中有诗云：“中州地半入藩府”，“惟余芳草王孙路，不入朱门帝子家”。这是当时土地兼并的真实写照。明王朝开国时期，为巩固朱家天下，明太祖曾大封宗室，随着时间的迁移，朱明宗室不断繁衍，这个特殊阶层的人数不断增加。据统计：

洪武时，亲王、郡王和将军一共止49人，至穆宗时，剧增至28924人，视洪武之数为“数百倍”（《穆宗实录》卷58）。至于皇族的总人数，明初未见具体记载，武宗时，谱牒所载为“100000”（《纪录汇编》卷204《蒹葭堂杂著摘抄》）。万历二十三年，是157000，至四十年，突逾600000（《神宗实录》卷492）。从禄米的增加看，河南、山东、山西等各王府所需禄米之数，都较之明初多“数十倍”，甚至数百倍。

这样一个庞大的皇族寄生阶层，生产落后的封建社会是很难承受的。到明朝末年，各地仅朱姓封王就有三十五个，他们都成为各地最大的恶霸地主。

土地兼并的手段，除了通过皇帝赐田，还有投献。一些地方上的豪绅地主，为了讨好皇族和官吏，把势力所及的农民的土地，献给他们。嘉靖年间（1522—1566），林俊在《传奉敕谕查勘畿田地疏》里说道：“其所赐地土，多是受人投献，将民间产业夺而有之。如庆阳伯受奸民李政等投献，奏讨庆都、清苑、清河三县地五千四百余顷；如长宁伯受奸民魏忠等投献，进讨景州、东光等县地一千九百余顷；如指挥佥事沈传、吴让受奸民冯仲名等投献，进讨沧州、静海县地六千五百余顷。”这种形式的占地在全国范围相当普遍。

除了皇室和亲王的庄田，大官僚、大地主也无限制地兼并土地。明朝勋戚、宦官依靠同皇帝的亲近关系，通过乞请手段占有土地建立庄田。明武宗时的宦官谷大用，占地达一万多顷。明熹宗时的大宦官魏忠贤，霸占的土地也多达万顷。崇祯三年，朱由检的岳父嘉定伯周奎，一次就“乞给赡地七百顷”。

一般的官宦地主，也拼命兼并土地。《豫变纪略》中记载：“缙绅之家，率以田庐仆从相雄长，田之多者千余顷，即少亦不下五、七百顷”。河南大地主曹、褚、苗、范四家收入，足供明朝九边支用十年的军饷。江南地区“豪家田至七万顷”，农民的土地通过各种方式被贵戚、缙绅之家夺去。结果，“吴中之民，有田者十一，为人佃作者十九”。这种情况在全国大部分地区也多是如此。

广大农民不仅失去土地，还要承担沉重的赋税、徭役。明朝后期，东北的少数民族女真崛起，中原一带农民起义连绵不断，军费开支日益增加，加之统治者的肆意挥霍，国家财政入不敷出，最后竟然“太仓、光禄、太仆银，括取几尽”。为了解决财政危机，政府就不断加派赋税。嘉靖三十年(1551)，朝廷对江苏、安徽、浙江等地州县，增赋一百二十万，称为“加派”。此风一开，“加派”接连而来，数目越来越大。明神宗万历四十六年(1618)，因辽东对女真战事吃紧，每亩田增加征银九厘，共加收赋税五百二十万两。两年以后，江西巡按张铨说：

自军兴以来，所司创议加赋，亩增银三厘，未几至七厘，又未几至九厘。譬之一身，辽饷肩背也，天下腹心也。肩背有患，犹借腹心之血脉滋灌。若腹心先溃，危亡可立待。竭天下以救辽，辽未必安而天下已危。今宜联人心以固根本，岂可朘削无已，驱之使乱。

张铨这段话是为了进谏朝廷而言，但朝廷根本无力改变这种局面。由于财政经济的恶化，这种加派有增无减，而且搜刮名目日益增多。到天启年间（1621—1627），明熹宗更发出上谕，搜括各地的积储。上谕中说：

朕思殿工肇兴，所费宏钜，今虽不日告成，但所欠各项价银已几至二十万。况辽东未复，兵饷浩繁，若不尽力钩稽，多方清察，则大工必至乏误，而边疆何日敉宁。

因此，他令各省、府、州、县将藏银一律解送京师。本来各地备不时之需的一点积储，也都被搜刮到中央，更加速了国家财政的全面崩溃。到明思宗崇祯年间(1628—1644)，这种加派已成为掠夺民间财富的一种手段。崇祯三年(1630)，每亩地再加税三厘，加上万历年间（1573—1620）加征的九厘，每亩地一共加征的银两，达到一分二厘，统称为辽饷，总计一百四十万两。崇祯十年(1637)，随着农民起义的增多，崇祯帝根据兵部尚书杨嗣昌的建议，每亩地加征粮六合，折成银子，共增加赋税二百八十万余两，称剿饷。两年以后，又以军费不足，加征练饷七百三十万两。三饷合计共一千六百七十多万两，而国家正常岁入不过一千四百六十多万两。

明朝后期的加派，其实不只三饷。皇帝赐予亲王的庄田，数量很大，事实上并没有那么多“闲田”，除了从老百姓那儿夺去一些田地外，相当多的一部分是靠加派得来的赋税银去顶替。像福王府的庄田，派给河南息县的有一千一百五十七顷地，息县拿不出这么多田，就用加派税银的办法，付给福王银两。官吏利用这些名目，大肆加派，从中贪污攫取百姓脂膏。正像崇祯初年的兵部尚书梁廷栋指出的：

一岁之中，阴为加派者，不知其数。如朝觐考满，行取擢升，少者费五六千金。合海内计之，国家选一番守令，天下加派数百万。巡抚查盘缉访，馈遗谢荐，多者至二、三万金，合海内计之，国家遣一番巡方，天下加派百余万。

照他所说，地方官暗中加派的数额，要比国家正式下令加派的数目大得多。崇祯帝初即位时也说过这种情形：“加派之征，势非得已，近来有司复敲骨吸髓以实其橐。”沉重的赋税都压到了广大、农民身上。明朝后期，绝大多数的田产都在王公贵族、官僚地主的手中，但他们在赋税上享有优免权利，又千方百计勾结官府逃避税粮，而广大农民没有多少田地，却承担了沉重的赋税。正像《潜江旧闻》中所说：“以致阡陌其田者，无升合之税；税至数十石者，地鲜立锥。”农民负担不起苛繁的赋税，大量逃离土地。地方官为吸取足额的赋税，竟然强迫没有逃离农村的农户，包赔逃户的税粮。一户逃离，责令九户分赔；九户逃，令一户包赔。这样，有的一户人家要包赔几十亩地的空粮，有的一乡的人家要包赔几十顷的空粮。这种做法，进一步迫使农民离乡逃跑，造成田畴荒芜，生产力遭到极大的破坏。时人吴应箕在《楼山堂集》里有一段记载河南真阳的情况：

自晨发，出郭门二十里，又行四十里。……一望皆黄茅白草，察所过之处，皆行地亩中，亩之疆界尚在，而禾把之迹无一存者，计耕作久废矣。即问舆夫:“此县东西南北，其田地荒芜尽如此乎?”夫答曰：“如此者十有八九。息县较好，然如此者亦十有四五矣。”心怪其言，到驿舍见有备中火老人及吏役在焉，即呼问曰：“向所见一路荒芜之田，无差粮乎?”数人同声对曰：“前此皆膏腴之业，差粮如何得蠲？”即问：“何不耕？”对曰：“无牛。”问：“何以无牛?”则谓：“多盗卖出境者，无牛因以无佃，此其一端也。又本县马户差徭苛急，每报一人，人不堪役，则先卖其牛弃其地，久之而其人亦逃矣。人去则田无主，故不耕。人去而粮犹在，则坐赔于本户，户不堪赔则坐之本里，或又坐之亲戚。此被坐之家，在富者犹捐橐以偿，至贫者则尽弃户而去。故今村落为墟，田亩尽废，皆由此耳。”

这是天启年间的情况，到崇祯年间，情况更加严重。

其时的徭役也是名目繁多，无穷无尽。万历年间，大兴土木，工程浩大。地上大肆兴建宫殿，地下广修陵墓。一殿之费，动辄数十万，用工数万人。万历十年至三十年(1582—1602)间，经常修建定陵和殿堂楼阁的工匠民夫，总计至少三十万人。为此而在深山伐木开石和长途运送建筑木石器材的人，还没算在内。当时人估计，“以一家计，其服役在官者十常六七；以一岁计，其服役在官者亦十常六七。”封建社会里的百姓，如能“十一在官，十九在家”，徭役负担已经不轻，但即使如此，仍可以“家富人足，日勤农作”。但到明朝后期的农民，竟然是“十九在官，十一在家”，自然要“身无完衣，腹无饱食”了。而且，当时服役中的疾疫和工伤事故极多，以采木民夫为例，常常是数以千百计的民工死亡。如“四川采木建昌，去省三千余里。采运人夫，历险渡泸，触瘴病死者，积尸遍野。”四川百姓当时有句俗话“入山一千，出山五百”，就概括了当时服役的惨状。

明朝后期还有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最高统治者的腐朽和吏治的腐败。明神宗朱翊钧，是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一共四十八年。不过，他从万历十七年(1589)开始，就几乎不上朝理政，而是深居宫中，日夜饮酒纵乐。他“每餐必饮，每饮必醉，每醉必怒”。内阁大臣沈一贯辅政几十年，只见过神宗一面。敢于向神宗直言进谏的，不是被贬谪，就是被关入狱，甚至杀害。他的生活极其奢侈，内廷一次采办珠宝，就耗费白银二千四百万两。皇长子及诸王“册封冠婚”，用去白银九百三十万两，而购置袍服的二百七十万两银子还不在其内。他醉心于“括取币帛”，勒索珍宝，史称他“以金钱珠玉为命脉”，是个大财迷。从万历二十四年(1596)开始，明神宗派出大批宦官，分赴全国各地，充当矿监、税使，巧立名目，强征各项税收，敲榨民财，采办各色珍宝。这伙奴才在地方上为非作歹，贪赃渔利，百姓惨遭蹂躏，连地方官府也蒙受其害。当时的漕运总督李三才上疏陈述利害道：陛下爱珠玉，民亦慕温饱；陛下爱子孙，民亦恋妻孥。奈何陛下欲崇聚财贿，而不使小民享升斗之需，欲绵祚万年，而不使小民适朝夕之乐。自古未有朝廷之政令、天下之情形一至于斯，而可幸无乱者。……臣请涣发德音,罢除天下矿税。

他的上疏，没有回音。一个多月后，他又上言：

臣为民请命，月余未得请。闻近日章奏，凡及矿税，悉置不省，此宗社存亡所关，一旦众畔土崩，小民皆为敌国，风驰尘骛，乱众麻起，陛下块然独处，即黄金盈箱，明珠填屋，谁为守之?

然而，明神宗对臣下的劝说全然不理，仍然我行我素。

明神宗不理朝政，中央的许多部门也都处于瘫痪状态。那时的户部，竟然“停阁已久”，甚至“各边请饷”也无人发给，各省解银来也无人批收。上下通道堵塞，日常政事无人处理。其他各部也莫不如此，刑部的掌印官不办公，监狱的犯人积至数千人，没人问断。礼部部堂无官，“进贡番夷”六七百人，竟无人送遣。官僚机构不能运转，皇帝大臣失去对政权的控制。朝廷大权就落在宦官手中。

到天启年间(1621—1627)，大宦官魏忠贤专权，朝政吏治更加腐败。明熹宗年少，喜欢干木工活，不问朝政,大权完全落到魏忠贤的手里。他为所欲为，用血腥手段镇压反对派东林党人，任用阉党，朝廷上下，遍置党羽。那时的吏部尚书周应秋，公开卖官，每天得贿赂银一万两，人称他“周日万”。这种现象一直继续到崇祯时期。那时贴在长安门上的一首诗讽刺道：

督抚连车载，京堂上斗量。

好官昏夜考，美缺袖中商。

崇祯帝也不得不承认其时：未用一官，先行贿赂，文武俱是一般。近闻选官动借京债若干，一到任所，便要还债。这债出在何人身上，定是剥民了。这样怎的有好官，肯爱百姓?

他虽看到官场的腐败，但也无能为力来改变这种局面了。

随着政治的腐败，军制也同样败坏。部队供给不济，许多边饷欠缺，三年五年不发饷银。部队没饭吃，开始还可以典衣卖箭，后来没的可卖，无衣无食，病的病，死的死。有的只好沿街乞讨，或是逃离队伍。留下来的士兵也丧失了战斗力，即所谓“但有人形，全无生趣”。军队的纪律也很坏，有的士兵沿街抢劫，奸淫妇女，无所不为。百姓流行着“小民畏兵，甚于畏贼”的说法。因此，明后期军队的战斗力已大大削弱。在同满洲贵族进行的战争中，明朝虽然动员了几十万大军，耗费了大量军费，却还是连连吃败仗。

从上面所述，可以看出，明朝晚期，政治经济都陷入难以自拔的困境，危机四伏。这种形势对刚踏入仕途的洪承畴，自然是有所影响的。封建社会的衰世之臣，大多成为贪官污吏，或与奸佞之臣同流合污。当然，也有一些有识之士，想用自己的政绩改变这种衰败的局面。洪承畴就属于这后一种人。洪承畴二十四岁那年，即万历四十四年(1616)，中了二甲进士，被选为刑部江西清吏司主事；随后又任刑部贵州清吏司署员外郎主事；接着，又改任刑部云南清吏司署郎中事主事。他先后在刑部任事六年，在那时腐败的官僚机构中，洪承畴大约也很难显示其才能，对他的这段历史，史书上没有留下什么痕迹。到天启二年(1622)，洪承畴已进入而立之年，被擢升为两浙提学道佥事。放到地方以后，他的才能多少能有所发挥，两年后又升迁为两浙承宣布政使左参议。又过了三年，即天启七年(1627)，洪承畴三十五岁时，被升为陕西督粮道参议。从二十四岁中进士选刑部主事，到三十五岁任粮道参议，历时十一年，职务变动频多，每次都略有升迁。可以想见，洪承畴为官是勤恳从事、小心谨慎的，既没有过分迎合上司，也还有些政绩，能得到上司的青睐。正像墓志里所说，“任刑部主事，公正执法”。在那时政治腐败、中央政府机构处于瘫痪的状态下，作为一个刑部普通官员，是很难起作用的，更难设想对明朝循正吏治会起到什么大的作用。三十岁以后，他外调浙江，同样是每有升迁，但从提学道佥事，到任督粮参议，又历时五年，从职务上看，升迁不快，仍属中下级官员。

到崇祯二年(1629)春夏之交，洪承畴三十七岁的时候，一次偶然的机会，陕西清涧县农民王左挂率起义军进攻耀州（今耀县）时，洪承畴率领一部分官兵联合本地乡勇共万余人，把这支农民起义军围困于云阳，迫使这支农民军乘雷雨之夜突围出去。洪承畴的文韬武略才能初露头角。那时正值明军战斗力衰弱，各支明军都败于农民军手下，洪承畴表现出的才能，自然受到当局的重视。从此，洪承畴走上镇压农民起义的道路。他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发迹，同镇压农民军是分不开的。此后几年，他一直是陕、晋、豫各省农民军的死对头。他所率领的明军，成为明王朝最得力的一支部队，也是崇祯一朝最可倚重的干城，被人称为“洪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