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降清始末

第一节 清朝对汉官汉将的招降政策

从努尔哈赤到皇太极都极力争取明朝的汉官汉将。后金天命三年(1618)，努尔哈赤以“七大恨”誓师征明，攻掠的第一个城市是抚顺。那时后金军有很大的掠夺性，经常是每攻取一个城镇，就将军民悉数屠杀，再将财物抢掠一空，然后毁城而去。但努尔哈赤既然出师征明，就萌发了入主中原的野心。因此，进攻抚顺时，他已积极招降抚顺的游击李永芳。后金先包围抚顺城，然后努尔哈赤派人送信给李永芳，向他陈明战降的利害关系：

汝抚顺所一游击耳，纵战亦必不胜。……汝素多才智，识时务人也，我国广揽人才，稍堪驱策者，犹将举而用之，结为婚媾。……且汝出城降，则我兵不入城，汝之士卒皆得安全。

努尔哈赤一边诱降，一边以云梯攻城。李永芳虽令军士准备防守，但也认识到既无力守城，也无力突围。后金军很快攻上城楼，他只得率守城兵五百九十人出降。李永芳是第一个投降后金军的明将，努尔哈赤十分重视，授予三等副将，并且履行诺言，将自己的儿子阿巴泰之女，嫁给李永芳为妻。这样，李永芳就竭诚报效努尔哈赤了。

后金天命七年(1622)，努尔哈赤进军广宁，当时石廷柱任明朝千总，守卫广宁城，率其兄国柱、天柱降后金。努尔哈赤对他说，当地官员多心向明朝，“尔独迎我，以广宁城降，深为可嘉”。于是努尔哈赤很重用他们。后金军就是利用这些明朝降将，在明军内部做策反工作的。努尔哈赤当然明白，女真是少数民族，没有取得汉人的帮助是不可能入主中原的。由杀掉降将到招抚降将，在明军内部积极做策反工作，这对后金统治者来说，是一大进步。

天聪五年(1631)，在大凌河战役中，皇太极对祖大寿的招降，是很典型的。皇太极是个有作为的政治家，比较有战略眼光。他争取明将比努尔哈赤更加积极，态度也比较诚恳。大凌河守将祖大寿是明军中的悍将，又有许多子侄在明军中任职，如果争取到祖大寿，就同时争取到一批祖大寿的亲属朋友和部下。皇太极对大凌河城围而不攻，然后致书祖大寿招降，态度十分诚恳，招降书里说：

我起自东陲，但知军旅之事，至于养民驭兵之道，实所不知。山川地势之险夷，亦多未谙。倘得倾心从我，战争之事我自任之，运筹决胜，惟将军指示。休戚与共，富贵同享，此朕之愿也。

祖大寿不肯降，表示宁死于大凌河城也不降。皇太极仍不灰心，他再次致书祖大寿：

我非不能攻取，不能久驻。但思山海关以东智勇之士，尽在此城。巷杀尔等，于我何益?何如与众将军共成大业!故以肝膈之言，屡屡相劝。

祖大寿当时已处于困难境地，突围不行，守城又很难持久，明廷派来的援军在离城十五里的长山口已被后金军打败。在援救无望、坐困孤城之际，祖大寿无可奈何表示愿意投降。皇太极派石廷柱去联络，祖大寿和诸贝勒约降，并杀了反对投降的副将何可刚。祖大寿心情是矛盾的，从封建道德忠君思想来衡量，他的投降是被迫的，但要取得皇太极的信任，才能逃离后金。为此，他又不得不将子侄祖泽洪、祖泽润、祖可法等留在后金。祖大寿向皇太极献计，诈逃以里应外合助后金取锦州，皇太极接受他的意见，令祖大寿率明军以败将身份逃回锦州。皇太极对祖大寿能否不负前议，自然是有思想准备的。他把祖大寿的子侄带到沈阳，多次要祖大寿配合后金攻锦州，祖大寿全无回音，显然祖大寿又变卦不降了。皇太极并没有因此把留作人质的祖氏子侄处死，而是加以重用。皇太极对降将不但录用，而且尽可能采纳他们的合理意见。祖可法留作人质后，被带到后金军中。诸贝勒问他为什么“死守空城”，他说：

恐屠戮降民，是以人皆畏缩。上于贫困者赈给衣食，富饶者秋毫无扰。宽仁爱民之德，远近闻之，然我国人犹不信也。

努尔哈赤的孙子、贝勒岳托对他说：

杀辽东民，乃太祖时事，我等亦不胜追悔。杀永平兵民，乃二贝勒阿敏所为，后论罪幽禁，夺其属员。此事与今无涉。我皇上自即位以来，敦行礼仪，政治一新，抚养黎民，爱惜士卒，想尔等亦闻之矣?

祖可法答道；

上宽爱民，亦尝闻之。虽我国之人，见尔等先年杀戮，肝胆俱丧；今虽言养人，人犹不信，职此故也。

这段对话说明许多问题，后金的屠戮政策确实在明将的心理上投下一片阴影，尽管他们诚恳地争取汉人、汉将投降，但明将中大部分人对后金是信不过的。

以往，努尔哈赤杀汉人十分残酷，几乎每陷一个城镇都把汉兵尽杀之，俘获的汉人基本上都分给女真贵族充当奴隶。有一次分赏给将士当奴隶的汉人，竟达三十万人。后人把努尔哈赤对汉人的政策归纳为两条：一是大规模屠杀汉人，二是把汉人大批分给女真贵族当奴隶。这个归纳，大体上是准确的。祖可法既然投降，就希望后金能成气候，所以他干脆把这个问题挑开，如皇太极接受这个意见，一方面可使汉人少遭诛杀；另一方面可使后金政权更得人心，也算忠言之告；更重要的是可保住自己身家性命。祖可法是有胆略的，这一点颇得皇太极的欢心。而岳托的答话也算是诚恳的，对原先的屠戮政策表示追悔，对永平杀降将之事说明是阿敏所为，已受到惩处。这倒不是敷衍之词。

阿敏是努尔哈赤的侄儿，也是一员猛将，为清入关前的四大贝勒之一。天聪四年阿敏在永平(今河北卢龙)附近被明军打败，随即下令将新降巡抚白养粹、知府张养初、太仆寺卿陈王庭、主事白养元、知县白珩、掌印官陈清华等，一律处死，并将城中百姓尽行屠杀。为此，皇太极下令惩处阿敏时，确实将诛杀降将和百姓列其一条罪行，指责阿敏是故意堕毁他的基业。皇太极说：

永平、遵化、滦州、迁安等处，归顺之民，耕种田禾，宜严禁扰害。

又说，对这些人“勿以形迹可疑，妄指平民为奸细”。他还特别指出这样做的原因是，永平等处归降汉民，“为汉人未降者所属目，岂可令其失望”。皇太极认识到，对待永平等处归降汉民的态度，决定后金今后能否招降更多的汉民，能否稳定地统治汉民地区。正由于他认识到这一点，所以才把如何对待永平等处归降汉民的问题，看得这样重。他一上台就把“安民”看成是“治国之要”，认为“满汉之人，均属一体”，并制订了许多安抚汉人和使用汉官的政策。这对争取汉官汉民起了重要的作用。当年大凌河城一役，虽然祖大寿降而复叛，但却得到祖可法等三十多人，也算招降的一大壮举。而且在这一批人里，确有颇具才能之辈，像祖可法和原明朝宁远副将张存仁，后来在清朝定天下的过程中，都起了重要作用。皇太极对他俩都给予重用。

由于皇太极对明降将宽厚，绝大部分的明将都是忠心耿耿地为后金效劳的，心地也比较坦诚。如张存仁于清崇德元年（1636）被封为都察院参政时，就对皇太极作了这样的表示：

臣以三死许国：如臣不实心任事，苟且塞责，畏首畏尾，即以负君之罪诛臣，一也；如臣假公行私，瞻顾情面，遗误国政，即以欺君之罪诛臣，二也；如臣贪财受贿，私家利己，即以贪婪之罪诛臣，三也。如臣不犯三事，而被奸佞诬陷，愿皇上大振乾断，诛佞人以戒谗嫉。

永平降将马光远和主动投奔后金的大商人佟养性，在天聪七年(1633)正月也联名上疏说：

（对汉官）凡有过失者，即时处分；有谗言者，即时对明，使正人不得遭其诬陷，邪人不得行其奸险。

降清官员都有一种心理，担心新主子不予信任，把话说在前头，免受谗言中伤。皇太极对降将基本上是信任的，在大凌河战役之后，他得到大批明朝降将，这些人都忠心耿耿地为清廷效劳。皇太极所实行的许多政策大多是从降将献策中得来的。后金、清初几次进军关内，都有孔有德、耿仲明等降将随行。这些人长期在明军中服役，对明朝情况很了解，他们参与运筹，自然要起很大作用。后金和清招降明将，由女真或满洲人出面效果比较差；而以明将出面招降，效果就很好，许多明军将士看到大势已去，就在明降将的招抚下投到后金或清营。对后金或清军瓦解明军斗志起了重要作用。

皇太极曾经说过，作战的事他来指挥，政治制度的建设主要听明朝降臣的。这并不是虚设之词。如天聪九年(1635)，皇太极想考察汉官治绩，以所管地区丁户的增减，作为赏罚标准，凡是人数减少三分之一者，即将辖官削职为民。马光远认为不妥，即上疏言明：

各堡逃亡，多寡不同，而管堡各官，功次不等。既邀国恩予世职，慨罢为民，众情惊惧。

他要求对这些人可以“免削世职，仍令戴罪视事”。皇太极采纳了他的意见。又如崇德八年(1643)，皇太极准备将内三院迁到理藩院之外。降将祖可法、张存仁认为不妥，上疏说明内三院是朝廷重臣，不宜远离皇宫。他们建议把理藩院迁出，而将内三院仍和都察院一起留在原地。皇太极立即照准。皇太极对汉臣的重视，调动了汉臣的积极性，又吸引许多明臣来降。

皇太极是比较宽厚的，不少汉将犯罪应受处罚，有的甚至犯死罪，大多得到皇太极的赦免。相反的，明廷对将领处罚却十分严酷，任凭一些太监、奸臣，陷害忠良。袁崇焕对明朝忠心耿耿，为保卫宁远，费尽心力，连续大败努尔哈赤和皇太极，却仅因清军施了离间计，崇祯帝就对他产生了怀疑，既不调查，又不顾前功，立即将他逮捕，凌迟处死。两朝对待有怀疑的将领，处理办法完全不同。相形之下，皇太极自然是较能笼络人心的。

皇太极对祖大寿的处理办法，就十分大度。祖大寿以诈逃为名逃回锦州城中，名义上以充内应，实际上重回明营。但他却带话给清营，说是带去的兵太少不便献城，须等待时机。皇太极知道祖大寿变了卦，却并不声讨他，只派人送信，叫他“勿忘前约”。当祖大寿的降清被明朝巡抚邱嘉禾侦知，密报了崇祯帝。在这种情况下，祖大寿上疏自劾。崇祯帝为了笼络人没有降罪于他，还晋升他为左都督。清军先后多次致书祖大寿，祖一直没有答复。皇太极耐心等待，并没有明显表示对他不满；并在这时候，封祖大寿的子侄祖可法为一等梅勒章京，祖泽润为兵部右参政，祖泽洪为吏部承政；还把清军战事进展报给祖大寿，无非是希望他认清形势，助清讨明。祖大寿仍是一直没有理皇太极。但是，祖大寿并非明朝的忠臣，他对崇祯帝杀袁崇焕十分不满，担心自己有一天也会被崇祯帝所杀。所以，崇祯帝三次召他进京，他都不去。皇太极对祖大寿等了十年，费了很大力气，最后还是锦州城里弹尽粮绝时，他才被迫投降的。皇太极不但不责怪他，反倒说：

往事已不可追，此后当竭尽尔力以事朕，则善矣!

皇太极以这样宽广的胸怀，来争取降将，其目的是为入主中原作准备。正像他自己所说：

欲使人心悦服，以图大事耳。若人心未和，虽兴师动众，焉能攻城必克，野战必胜。

清朝从努尔哈赤开始，征战不休，涌现出许多猛将，如议政十贝勒、八大臣中就有许多是征明的勇将。但这些人大多“不谙国事”。诚如《清太宗实录》中所讲：

我国之攻城破敌、斩将搴旗者，实不乏人；守地治民、安内攘外者，概未多见。

在这种情况下，皇太极自然想从汉官中争取到治国安邦之臣，这是他的出发点，也是他制定争取降将政策的立足点。

值得注意的是，像李永芳、马光远、石廷柱、孔有德、尚可喜、耿仲明等降将，在明朝并不是什么名将，地位也较低；但到了后金和清朝，受到重用，于是个个精明，献谋献策，对进占辽东已经立下汗马功劳。而要入主中原，就更需要具有文韬武略的定国安邦大臣。在皇太极眼里，洪承畴就是这样的人才。因此，清廷得到洪承畴的忠心归顺，就成为结束松锦战役之后的头等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