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经略五省总督军务

第三节  “固内剿外”的长计


云南省城收复以后，清朝最高统治者满洲贵族对洪承畴更加信任。和硕简亲王济度等人议奏道：

云南既已收复，则贵州为腹里地方，驻防宁南靖寇大将军固山额真宗室罗记等官兵，劳苦日久，应撤回京。黔省系边要之区，请敕经略洪承畴酌量镇守。

也就是说，他们把贵州镇守大权放心地交给了洪承畴。而实际上，洪承畴并不是只守贵州，而且还负责云南、广西的兵力安排。洪承畴向朝廷提出：

云南山川峻险，幅员辽阔，非腹里地方可比，请敕议政王贝勒大臣密议三路大兵作何分留，驻守贵州中路汉兵及广西汉兵，作何分布安设。嗣经兵部议留拨大帅官兵镇守滇南，事关重大，请旨定夺。

接着，他又建议：

惟云南尤为险远，土司种类最多，治之非易。故前元朝用亲王坐镇，明朝以国公沐英世守。乞敕议政王、贝勒、大臣为久长计，留兵驻镇，俾边疆永赖数宁。

顺治让议政王大臣贝勒会议此事。议的结果是，平西、平南、靖南三藩内，应移一王驻镇云南。汉中已属腹里，兼有四川阻隔，不必藩王驻防。应移一王分镇粤东，一王分镇蜀中，何王应驻何省，由顺治裁定。顺治帝命平西王吴三桂驻镇云南，平南王尚可喜驻镇广东，靖南王耿继茂驻镇四川。这个安排的提出，最早来自洪承畴。

清军占领云南省城以后，洪承畴身为经略重任，感到有必要去云南一趟，亲自看看当地情况，以提出治理和继续进取的措施。为此，他于顺治十六年正月二十四日上顺治的揭帖里说道，等他同贵州抚臣赵廷臣把贵州的事情料理得有个头绪以后，就准备去云南一趟。因为贵州除抚臣之外，还有罗迁大将军的军队，足能稳定局势。而“云南新辟，百务创设，慎始虑终，正在此时。”他准备到云南后，向信郡王多尼请示方略，并同平西王吴三桂、征南将军卓布泰等人就近商议，“因地制宜，乘时区划”。就在他上疏顺治说明准备去云南以后，二月初二，当时在昆明的信郡王多尼也传谕洪承畴说：

滇省新开，凡军民事务、土司狠狠一切招抚事宜繁多，本府王至兹土，土俗民情尚未悉知，意欲该经略商酌料理。但恐贵州地方仍未宁谧，难得经略前来；倘贵州地方若得宁谧，经略可以亲赴滇中欤，为此特谕。这就是说多尼面对新占领的云南，不知该如何治理，希望洪承畴亲去料理。洪承畴接到这道特谕，不敢迟疑，立即找罗迁。赵廷臣等详细安排贵州的事，同时留足贵州满汉官兵需用的饷银，将其余5万两带往云南，供那里的清军支用。他感到5万两还太少，又让赵廷臣去催偏沅抚臣袁廓宇，让赵星速把解到辰沅等地的饷银及时给他送去，最好能凑足10万两。这个数目才可以供清军在云南三路大军，通融一时。他还带了一些官兵，以备沿途护。临行前，他给顺治帝的疏文中概括地说：

臣前料理湖南、广西，幸皇上俯鉴愚忱，有请俱允，俾得地方支持。今云南新辟，系臣经略管辖之内，必亲往相度，乃能区处得宜。故不待诏谕，即日就道，贵州有一大将军洛托（罗记）弹压，巡抚赵廷臣绥辑，可无他虑。

这个疏文实际上是起汇报的作用，而不是请示的作用。因为他并不想等顺治帝的同意就动身了。云贵距北京遥远，靠骑马传送奏章、揭帖，至少要两个多月。洪承畴认为“如必等候奉旨，往返耽延，恐致后时，迟误事机。”为此，他决定“一面具奏即一面整束，拟于二月初旬以内，俟饷银解到，随带起行，量统官兵，亲赴云南。”最后，他于二月十六日，从贵阳启程。

洪承畴自贵阳，经白水、文水、曲靖、马龙、杨林等处，于三月二十六日抵达云南省城昆明。一路上他亲眼看到“各处蹂躏不堪”“地方残坏”的景象。他立即将所见所闻报告朝廷。在昆明住了40多天以后，从各委署、道府、州县、卫所呈报的文件里，他又看到：

除各土府外，其迤东之云南府，以及临安、曲靖、澄江、寻甸各府，与迤西之楚雄、武定、姚安、大理、永昌各府，无处不遭兵火，无人不遇劫掠。如衣粮、财物、头畜，俱被抢尽，已不待言，更将男妇大小人口概行掳掠。致令军民父母兄弟夫妻子女分离拆散，惨不堪言。所存老弱残废，又被捉拿、吊拷、烧烙，勒要窖粮，窖银，房地为之翻尽，庐舍为之焚拆，以致人无完衣，体无完肤，家无全口，抢地呼天，莫可控诉。

其中，以云南西部的永昌地区，情况更为严重：

永昌一带地方，更为惨烈，被杀死，拷烙死者堆满道路，周围数百里杳无人烟。真使贾生无从痛哭，郑图不能

尽绘。职不知滇民何至如此其极也。

洪承畴还了解到，当时云南省城米价高涨，“照湖南新官仓斗，每斗增价至一两三钱有余，每石价格达到一十三两有余。若是照云南旧用大斗，一石约有新仓斗二石，价至二十六七两，犹无处寻买。”以致达到“军民饥饿载道，死无虚日。”云南百姓“人心皇皇，罔知所措，土司解体，日夕惊疑。”省城粮食奇缺，清军“因无粮不能久驻”。在揭帖里，洪承畴还报告了，他们根据这种情况的安排，即令清军“分驻宜良、富民、罗次、姚安、宾川、临安、新兴、澄江、陆涼等处就粮。”这样不致于拥挤在一个地方，没有粮食吃。

洪承畴将这些情况，如实上报朝廷，正象他所说：“此新辟边疆真切情形，职不敢不据实密疏题报。”洪承畴不象一般武将或是一些奉迎上方的文官，只报喜不报忧，他是比较实事求是的。

对清军在云南的统治，他也附带地讲了几句真情。当时清军三路大军，信郡王多尼、平西王吴三桂、征南将军卓布泰三路，都在追剿南明王朝和李定国之后，暂时回到省城附近。这样一来，不仅省城周围负担沉重，而且已经取得的一些地方，象云南西部处于锁钥地位的永昌府、处于峭壁重关的大理府、处于咽喉地位的楚雄府，都由于清大兵暂回省城，而没有据守。因此，他认为“云南迤西一带，名虽收服，其实尚未据守。”他在这篇奏报的最后还说，“此三路大兵追剿，初回地方，非职所敢擅议。”统军的王、帅们，地位都比他高，对他们的所做所为，他不便多说，但他还是要对顺治帝讲点进军的真实情况。

他上报情况从一个侧面告诉我们，清军几路追剿大军，向朝延发出的捷报不少，但谈云南真实情况的不多。所以，他才大胆地向朝廷报告真实情况，以争取朝廷对新征服的地方，采取正确的统治政策。

战乱给百姓带来极大的灾难。尽管清军入云贵前，顺治令他们“勿得擅取民一草一木，”然而，进入云贵以后，清军纪律仍是很糟，“戎车所至，狐兔不存。”一些将军、提督，在进军云南迤西的地方，也是“大肆抢掠”，“纵兵掠民”。这样的情况继续下去，自然不利于清朝统一云贵。所以，顺治帝看到洪承畴的奏章以后，不得不晓谕户部、兵部道：

云贵新入版图，百姓皆朕赤子，念十余年来逆寇李定国等窃踞南服，民多在水火之中，困于诛求，生计日匮，疾痛莫告。今大兵所至，群黎归命，欢若更生。但闻两省地方，生理未复，室庐残毁，田亩荒芜，俯仰无资，衣食艰窘。朕每念及，不胜侧悯。至南征大兵，阅历险阻，长驱深人，粮饷恐有时不继。今特发内帑银三十万两，尔部即遣官刻期赍往经略军前，以十五万两赈济两省穷民，其十五万两令经略臣收贮。现今三路大兵如有需饷甚急者，宜行接济。

顺治帝让户部给洪承畴银30万两，明白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用来赈济贫民，另一部分用来接济三路大兵的饷银。这后一部分的用意，就在于使清军不致因缺饷而抢掠百姓。当然，他在谕旨里不好明说，但谁看了都会清楚这个用意。户部、兵部接到顺治的谕旨后，派弘文院学士麻勒吉、兵部尚书伊图、左都御史能图，携银前往赈济。麻勒吉等前去，还承担着按察大将军贝勒尚善纵兵扰民的事。尚善占领永昌以后，撤掉守城门的兵丁，致使军士入城伤残百姓，抢掠良家妇女。麻勒吉等于八月十八日到云南省城，大张告示，安定民心。同时，他们还负责查问清军在永昌残害百姓的事。然而麻勒吉对尚善的事进行包庇。后来又派安亲王岳乐去复查，证明尚善人永昌的确有掠劫民妇的事，这才处理了尚善，并夺去麻勒吉的官职。顺治帝下旨释放那些被清军掳掠的妇女，清军奉行的不多。但无论如何洪承畴把云南真实情况报告给清朝最高统治者，迫使清统治者采取措施，调整清朝同云南地方百姓的关系，这不仅有利于清初的统一事业；而且客观上对云南百姓也是有益的。

再说南明永历帝在李定国等保护下，向西奔逃，顺治十六年正月四日抵达永昌。南明的一些大臣主张坚守永昌，另一些大臣反对，主张逃往缅甸，双方争执不下。永历帝以清兵迫近，于十五日奔赴腾越。李定国让总兵靳统武以4000兵护卫永历帝，随从官员还有400多人。李定国率部殿后，20日才退出永昌，且战且走，沿途伏击清军，到处安抚难民。一些人不愿去腾越的，就逃入山中。从腾越，永历帝又继续西行，一直到了囊木河，距缅关只有十里地。靳统武对永历帝欲入缅不满，率部扎营于铜壁关，不再前行。二月初二，缅甸用四只客舟来迎永历帝，永历浮江而下。跟从的1400多人，少部分买舟自渡，大部分骑马绕道从陆路入缅，相约会师于缅甸都城阿瓦（今曼德勒）。永历帝在缅甸处境很糟，住阿瓦旧城草房，以竹为城，寄人篱下。

清三路大军会师昆明以后，至二月初二，吴三桂自罗次出兵，卓布泰自昆明出兵，多尼留驻省城，他的部队由尚善代领，也从昆明出兵。二月十五日，清军追至大理玉龙关，白文选战败，远逃至木邦（在耿马，孟定等土司之外，明朝永乐年间置木邦宣慰司）。十八日，清军攻陷永昌。李定国渡潞江，于磨盘山设三道埋伏，以为清军得胜，定会穷追不舍。吴三桂趋军追赶，一连几日没有遇到大的战斗，相信李定国逃远了，毫不顾忌。正在此时，南明的大理寺卿卢桂生，从李定国处逃跑出来降清，把李定国的计划全盘报告清军。吴三桂大惊，这时清军前驱已进入第二个埋伏圈。他忙下令停止前进，派兵入山搜索。李定国部下只好出战，双方短兵相接，打得十分激烈。李定国部下牺牲很多，退走腾越。清军死亡官兵也有几千人。

云南的战争形势进入僵持局面，清军取胜很难，李定国要恢复就更难。这时候，兵部秘密发出咨文，要求清军宜速进军缅甸，“以靖根株”，令洪承畴相机布置。洪承畴审时度势，认为当时不是进军的时机。八月，他上疏说明理由道：

臣受任经略，目击凋敝景象，及土司降卒观望情节，不可谋迫，须先安内，乃可剿外。李定国等窜孟艮等处，山川皆极险远，兼瘴气为害，必霜降后方消。明年二月青草将生，瘴即复起。自计出兵、驻兵、回兵，仅阅四月，恐亦未能穷追远剿。况屡闻李定国等勾连土司，觊由景东、元江复入广西各土司，私授札印，歃血为盟，伺隙起衅，若一闻大兵西进，势必共思狂逞，避实突虚。大兵相隔已远，不能回顾，而留驻省城之兵亦未及堵御，致定国等纵逸，所关匪细。臣审度时势，权量轻重，谓今年秋冬宜暂停进兵，俾云南迤西残黎，稍藉秋收，以延残喘，尽力春耕，以图生聚，而数万大兵又得养锐蓄威，居中制外。俾定国等不能窥动静以潜逃，土司不能同衅隙以狂逞。绝残兵之勾连，断降兵之反侧，则饥饱劳逸，胜算皆在于我。料定国等潜藏边界，无居无食，瘴病受病，内变易生，机有可俟。是时兵饷刍粮转备，土司苗蛮渐服，残兵降卒已安，并调拨将兵次第齐集，责成防御，然后进剿，庶为一劳永逸、固内剿外长计。

洪承畴根据当时的情况，也就是经济凋敝，土司、降人还处于观望状态，认为不能过于急迫，需要先安内，然后再剿外。他具体分析了清军在云南面临的问题：首先，李定国所处的孟艮一带，山川险远，还兼有瘴气。这给清军的出兵造成很大的困难。其次，李定国等同各处土司联合，能避实突虚，清军要想打败他们也很难。所以，他建议当年秋冬“宜暂停进兵，”待兵饷、军粮齐备，“土司苗蛮渐服”，残兵降卒已经安定，从各处调拨来的将兵已经齐集等条件都具备了，“然后进剿”，就可以“一劳永逸”。对他的“固内剿外长计”，顺治帝让议政王、贝勒、大臣会议。结果，同意他的意见，“暂停进兵”。

就在洪承畴上疏建议“固内剿外长计”不久，信郡王多尼报告土司叛乱的奏章，于九月十四日到了朝廷。这是指沅江土知府那嵩、那焘父子，同周围的土司结盟，共同支持李定国由临安出兵。准备待清军出边至缅甸追捕南明永历帝时，“就来抢云南”。这个奏章对清廷来说更证明了洪承畴提出的先安内，再剿外政策的正确。

当顺治派来的钦命大臣麻勒吉等到达云南省城以后，洪承畴尊奉上谕大张告示，“广布朝廷救民水火盛心，并通传缅甸等处，俾逆贼李定国等无所逃匿。”还同麻勒吉等一同商议撰写告示和书札等。他写给缅甸军民宣慰使司的书札里说道：

明运告终，草寇蜂起，……我□皇上……乃顺□天应人，……不口两年间，统一区宇，臣服中外，殊方绝俗，□冈不慕义响风，梯航稽首。惟猷贼遗孽李定国，自知罪恶滔天，神人共愤，鼠窜□云南，假借永历伪号，蛊惑愚民。……我口皇上乘龙御天，已庆万国之攸同，岂忍一方□之失听，爱整□六师，扫除寇氛，救民水火，用全中国版图，□至于缴外邦隅，素坚事大之诚，俱在怀口柔之内，自弘绥育，决无戕害。……倘或不审时势，有昧事机，匿留中国罪人，不惟自贻虎□狼吞噬之患，我兵除恶务尽，势必寻迹口追剿，直捣区薮，彼时玉石难分，后悔口无及。至闻永历随沐天波避入缅境，想永历为故明宗枝，群逆破坏明室，义不共天，乃为其挟制簸弄，势非得已。今我皇上除李自成、张献忠、李定国，为明复不世口之仇，永历若知感德，及时皈命，必荷皇恩，彷古三恪，受福无穷。若永历与天波执不悟，该宣慰司历事中朝，明达权变，□审顺逆之机，早为送出，当照擒逆之功，□不靳封赏。不然，留匿一人，累及全属疆口土，智者必不为也。安危利害，止争呼吸，本□阁部钦遵□上谕，备达机宜，惟该宣慰司输诚烟，即□速具报，以明归附。须至札付者□。顺治拾陆年玖月日。

这个书札写得很明确，明运告终，也就是说明朝已经灭亡了。清朝承担了统一宇内的使命，为此出师，将统一全国版图。而对于邻国，只用怀柔之策，没有加害侵犯的意思。因此，希望缅甸能审时度势，交出“匿留的中国罪人；”否则，清军将追剿到底，那时后悔也来不及了。这里所说的中国罪人，是指李定国等农民起义领袖，而不是指永历帝。对永历，洪承畴认为是受了农民军的挟制，逃到缅甸是不得已。若能降清，仍可“受福无穷；”若执迷不悟，缅甸方面就应当“明达权变，”早把他们送给清朝。不然的话，因为留一个人，而连累整个缅甸国土，“智者必不为也”。洪承畴站在清朝封建统治者的立场来讲这番话，是不足为奇的。他很明确，当时最主要的敌人是李定国等原农民军将领，其次才是永历帝。因此，对永历，仍然有招抚之意。对缅甸，洪承畴书札中自然有大国主义的味道，但也明确表示，清朝对邻邦没有加害之意；同时又威胁指出，如若隐“罪人”和不交出永历，会影响到缅甸的安危。从外交上来看，洪承畴代表清朝写的这书札，还是相当有份量的。当然，缅甸当时并没因这封书札就立即交出永历帝，而是延至1661年底，才交出的。应当说洪承畴的书札还是起了一些作用。

洪承畴在撰写对缅甸的书札之后，紧接着，又晓谕云南地方14处的土司，让他们捉拿李定国，拿到的可以“优加升赏；”有收留李定国和他的部属的，“玉石难分，后悔无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