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进取云贵

第二节  运筹帷幄


当清军积极准备进兵贵州、云南之际，南明永历小朝廷和李定国等，却为战胜孙可望冲昏了头脑，放松了武备。同时，他们对孙可望投降的后果估计不足，以为形势大好。李定国于顺治十四年十一月，以书下海，约郑成功明年夏天会师南都；又驰檄荆西，约王光兴、李来亨等会师荆州，号召大举出兵湖南。在内部，他们大张旗鼓地论功行赏，升官设吏，宴饮高谈。昆明城内，灯花烟炮，歌舞升平，一片太平景象。部郎金简、光禄少卿高绩向李定国、刘文秀进谏道：

今内难虽除，外忧方大。伺我者方顿兵以待两虎之毙，而刺之以刃，而我酣歌漏舟之中，熟寝积薪之上，一旦疆场不虞，何以善后耶？二王老于兵事，何泄泄如此！

李定国听了很不高兴，反在永历帝面前告二人的状。永历帝要杖责二臣，为朝臣阻挡。就在这时，一些地方失陷的消息已经传来。李定国才意识到孙可望熟悉云贵险隘，而很多守关隘的都是孙可望的旧人，于是将这些人一一更调；派他的将领刘正国、杨武守四川酉阳的三坡、红关等险要地方，并派他手下的将领马进忠驻兵贵州，以防备广西、湖南的清军；自已率大军留云南备战。这样做虽然加强防卫，但也引起孙可望旧部的不满。四月，孙的旧部王自奇、关有才、张明志反于云南西部的永昌。李定国把此事看得很重，认为是腹心之患，亲自率兵讨伐。到永昌以后，李定国先遣使招抚他们。王自奇不受招，派关有才带兵出战。李定国在阵前抓住关有才。王自奇败逃腾越（今云南腾冲），最后势穷自刎而死。张志明请降，李定国让他把溃散的兵集聚起来，以此赎罪，然后传令安抚。就在李定国讨伐叛乱的时候，清军分三路已经向贵州进军，李定国却来不及去援救贵州了。有一种说法是，清兵人贵州，冯双礼请兵援黔。李定国原也想进兵，但这时他收到了洪承畴的来书，大略是说：“某本待罪先朝，志切同舟，惟候吴王（指吴三桂）之至，合兵以听指挥，无烦王师远出也。”李定国见信后信以为真，遂缓出师，待清兵三路入贵州，消息传来，李定国后悔自已堕入洪承畴的缓兵之计。这种说法自然并不一定可靠。洪承畴降清年代已久，且在清朝担任要职，李定国大约还不致于糊涂到轻信洪承畴会站在南明一边。清军吴三桂一路，由沔阳至朝天驿，顺流击楫，于顺治十五年三月四日抵保宁，而后过南部、西充，在那里“犹见数家烟火”。自顺庆继续向前，“则枳棘丛生，箐林密布，虽向导莫知所从，伐木开道”。“十四日至合州。”南明重庆总兵杜子香以轻舟哨至江口，见吴三桂挥军跨马渡江，吓得急忙弃城逃跑。四月，吴军攻陷重庆。那时候，四川、湖北之间，有郝摇旗、李来亨、袁宗第、党守素，施州有王光兴，长寿有刘体仁、谭氏兄弟，达州有杨秉允等抗清势力，连兵防守。吴三桂也无可奈何，只好令清总兵严自明等，以重兵扼守重庆，自已带兵直趋遵义。罗记一路在湖南常德同洪承畴会师，收辰州，直下泸溪、麻阳、黔阳、滁浦诸县，至沅州。偏沅巡抚袁廓宇招降靖州，“沿途擒斩收降甚众”。四月，罗记和洪承畴一举击败南明将领罗大顺部，率先抵达贵阳。南明马进忠弃城逃跑。同月，吴三桂兵至三陂，李定国所遣刘正国逃往云南，明将郭李受、总兵王友臣率众降，遵义遂为清军占领。清军获得粮3万石，兵5000人。而后，吴军进攻开州、桐梓“以其师来会”。

卓布泰一路率军从广西出发，“招南丹、那地、抚宁诸土司，下独山州、都匀，会师贵州。”

洪承畴到贵阳后，上疏报告进军的艰难和贵州的平定：

自常德、辰、沅至镇远、贵阳，重关高岭，石径尖斜，大雨将及半月，泥泞三尺。满洲兵谓从来出征，未有如此之难；马匹疲毙，未有如此之甚。然皆不顾艰险，奋勇当先，汉军、绿旗兵紧随而进。不五十日剿道抚顺，贵州全省底定。

同时，他还报告了军粮的筹备等项事宜，并再次申述几路大军要分驻的意见：

臣前有三路进取全局一疏，冀不致兵众拥集，争粮乏食。及至贵州，见各府、州、县、卫、所，仅留空城，即有数百、数千石米谷，八旗兵陆续经过，二三日辄罄尽。

惟省仓存米七千余石、谷四千余石，足支一月粮。臣所部兵，令分驻镇远、偏桥、兴隆、清平、平越诸处。降兵暂驻三五日，改屯天柱、会同、黔阳诸县及湖南沅州。川兵驻遵义，广西兵驻独山，使分地就粮。闻信郡王（指多尼）大兵自六月初发荆州，需粮多且倍徒。贵州山深地寒，收获皆在九月。臣方遣吏劝谕军民，须纳今岁秋粮之半，并檄下沅州运粮储镇远，又今常德道府县布囊、梭套、木架、绳索，思南、石阡诸府、州、县、卫、所及诸土司，募夫役，具工精，以赴军兴。

为了使三路大军得到军粮供给，洪承畴熬费苦心地令几路大军分驻贵州各地。同时，他还考虑到多尼大军到来，所需的粮食就更多；而贵州缺粮，所以，他还令沅州运粮至贵州。洪承畴一再申明“进取贵州，粮运为三军命脉。”

为了抵御清军，七月，南明永历帝以李定国为招讨大元帅，督率诸军抗清。李定国派冯双礼、祁三升扼守盘江东岸，据守鸡公背（今贵州关岭县东）经营贵州，拒清军中路；令李承爵、张先壁扼守南盘江的黄草坝（今贵州兴义县），拒其东路；令白文选率4万人出七星关（今贵州赫章县东），佯攻遵义，拒西路，牵制吴三桂的军队。李定国自已守北盘江的铁索桥（今贵州盘江桥），以便收复贵阳。李定国还派人致书大顺军李来亨、郝摇旗等等夔东十三家军队，请他们出兵攻重庆，以牵制清军。十三家果然于七月由水道攻重庆。吴三桂留守的力量很强，给果没能攻进去。刘正国首先兵败三坡，李定国给他增兵，让他守住安庄；同时，又给土司罗大顺增粮，让他绕水西，作为“游奕之兵”。当李定国准备率师东进时，洪承畴让妖人贾自明到南明永历和李定国那儿，自言识天文地理，阴阳象纬遁甲之事，并“大言上帝以某日助兵”。贾还做了几百个木偶人，每个长一丈多，手里拿着幡幢，作为行阵。永历和李定国上了他的当，封他为“雷击将军”。各地催促他们赶快出师，他们为了等贾自明说的那个某日，总回答还需等待。后来，才查出贾自明是来完成洪承畴的缓兵之计的。李定国气愤地杀了贾自明。这样拖到八月才出兵。出师后，又因雨受阻，每天只能走二三十里，闹得人心惶惶。军队行至关岭，李定国同诸将沥酒设誓：“定国奉命兴师，不以身殉社稷、佐中兴者，神威当截其头。”诸将表示，“戮力同心，报君父之恩”。

那时候，在东南沿海抗清的郑成功同张煌言会师，大举北上，准备攻南京。郑成功尽管受到挫折，但他的大军活动于浙江沿海，九月攻象山、下黄岩，给清朝以沉重打击。从当时抗清形势看，对李定国是有利的。然而李定国错过了战机。

清廷方面加紧了平定云南的部署。八月，顺治派章京携救书前去通知多尼、罗迁和卓布泰。因卓布泰兵力单薄，命多尼、罗记以部分兵力交固山额真济席哈率领，同卓布泰合兵，由广西进军；谕旨中还说：“其经略洪承畴，或于贵州之贵阳府，或于他处形胜之地，从便屯扎”。调罗话部分兵力同洪承畴的部队一起驻守贵州；待多尼率军进贵州以后，罗迁就还驻荆州。顺治还要三路大军进兵时，计算一下路程和时间，约好时间并进，不要先后参差不齐，以致疏失。特别叮嘱他们“凡事悉与经略洪承畴商酌”。还令章京传达他的口谕说：

行军必敬慎提防，谋事无失，毋得骄矜躁急，致有疏虞；夫士在行间，固当有进无退，而克敌致胜，尤贵惧以成谋，前敬谨亲王及纳尔特等之败，皆以轻敌躁进故也。至投诚之人，当分别其倾心效顺，或事急来降。即事急来降者，亦当收养。纵有逃亡，听其自去。 

信郡王多尼于九月到达贵州，十月驻于平越（今贵州福泉），约吴三桂、洪承畴、卓布泰会于东南的杨老堡，商议分路进兵云南。他们最后议定：多尼率军，自贵阳取道关岭至云南省城昆明，为中路；吴三桂率军自遵义取道水西（今贵州黔西），经七星关至昆明，为北路；卓布泰率军从永顺（今广西永顺镇）出安隆、都匀（今贵州都匀市），奔黄草坝（今贵州兴义）至昆明，为南路。约定于十二月会师昆明。洪承畴和罗记留守贵阳，以防生变，又负责调度军粮，安定新平定的地区。

清军攻下贵阳以后分驻各地，力量比较分散，贵阳只有罗论和洪承畴的军队。对南明、李定国来说，尚有机可乘，若集中兵力破清军一路，局势有可能好转。但李定国观望不前，待李定国分路出击时，清军几路均已出动，李定国军势明显支撑不住了。

十一月，清军几路出击。中路清军统帅多尼派别部败罗大顺于水西，主力奔赴安庄，刘正国战死，安庄为清军占领。清军进抵鸡公背，在那里防守的冯双礼、祁三升的军队，由于运输艰难，士兵吃不饱。双方交战，南明军很快支持不住。祁三升走毕节，败于响水河，退至白文选那儿。冯双礼败于松岭卫，北走建昌卫。十二月，清军中路占领曲靖（今云南曲靖）。

清军北路在吴三桂率领下，从遵义出发，为白文选阻于七星关，前进不得。七星关地势险要，两山耸立，水势汹涌，号称天生桥，实际并无桥。然而，吴三桂在遵义时，已向土人细细询问，了解到有一条小道。十二月三日，吴军突然从天生桥小路，抄乌撒军民府，扼住七星关大路。这时追赶祁三升的清中路军已经抵达七星关下；另一路清军也来到七星关。这样白文选的军队腹背受敌，只好弃关走可渡桥，守桥的马宝已先逃走，白文选率军过桥后焚桥退至沾益（今云南沾益）。吴军占领乌撒军民府。

南路清军至盘江的罗炎渡口，李定国派总兵王德祖扼险沉船，清军不能渡河。这时泗城土司岑继禄前来降清，献策从下游十里取王德祖沉的船，乘夜渡河，由间道攻陷安龙。李定国手下的总兵张祺战死。李定国又派副将张成均、参将吴子圣救援不及。张成均战死，吴子圣败走。李定国亲率主力3万人，战于炎遮河，初战虽然告捷，但接着又放松了防备。清兵突然大量到来，第二天决战，南明军用枪炮，清军用弓矢，战到中午尚未决出胜负。忽然北风大作，炮火燃起山茅野草，烟焰燎天，清军乘火驰射，李定国军队失利。恰在这时，有人传清军前导是孙可望护卫康国臣。李定国考虑到自己军队里有不少孙的旧将，怕生内变，弃营而走，连连败于罗炎、凉水井，部将30多人战死。大营陷落，李定国的妻子家属被卓布泰抓获杀死。李定国本人易服而走。那时多尼的中路军追冯双礼至北盘江，李定国只好焚铁索桥而逃。在这次战役里，李定国部“兵民死难者不下三四十万人”。这些将士都是他十几年来转战湖南、广西、四川、云南、贵州的精锐。南路清军从普安州（今贵州盘县）进入云南。至此，清军三路都进入了云南，会师于曲靖。

李定国于十二月十三日败回昆明，请永历帝出走。永历召诸臣商议，众议纷然，有的主张死守，有的主张出走。李定国说：

我（指南明永历朝）自立国以来，遇难则徙，故虽危急频仍，仍犹延至今。若仅死守，一跌不复、悔不可追。不如暂且移哔，再图恢复。 

于是决定出走，走向何方，众说不一。刘文秀旧部奉刘的遗表，请出蜀。中书金维新极言入蜀不利。当时南明的文臣武将云南人居多，他们想的都是保妻子，不想远走。权臣马吉翔、沐天波等，坚持退守滇西，事急时逃入缅甸。李定国则主张至湖南、广西，他说：

熹尔建昌，何当十万人之至，不如入湖南之峒，乌车里、里角诸（蛮），不相统摄，我今临之，必无所拒。安践峒内，诸将设御于峒口，胜则六绍复为我有，不胜则入交趾，召针罗诸船，航海至厦门，与延平王合师进讨。反对的人认为，“清兵乘胜逾黄草坝，则临沅、广南道路中断，且丧败之余，焉能整兵以迎方张之敌乎！”议论没有结果，警报迭至，临沅、广南、河西都已为清军占领，清兵进逼宜良、嵩阳、通海、昆明一带，四处难民奔赴昆明的很多，哭声震天，道☆都被阻塞了。沐天波力争去滇西，马吉翔等也支持这个意见。李定国见势无可挽回，只好对沐天波说：“公其努力，愿无生后悔而终忆余言也。”李定国晓谕百姓远避说：

本藩在滇多年，与尔人民，情均父子，今国事颠危，朝廷移哔，势难同尔等偕行。恐清兵一至，杀掠淫访，猝难逃避，尔等宜乘本藩未行时，各速远遁，毋致自误！当时已经征贮秋粮，李定国通令大小营镇，不得焚毁，以免清军得不到粮食，向百姓索取，使百姓遭殃。

撤离昆明之前，李定国做了军事上的安排，他令总兵王惠率3000兵士守草铺，总兵潘融率兵3000人守禄丰，左路将军窦名望率5000人留守昆明，右路将军齐三省以5000人接应与吴三桂军作战的白文选，前路将军马士良率5000人沿途催钱粮，副将王镇带侦察兵500人专门刺探消息，并同各部联络。李定国自己以重兵殿后，并收抚难民。这支队伍冗长，百官护从男女数十万人，行动缓慢，日行不过30里。临行，庆阳王冯双礼对李定国说：“公辅帝西行，图谋再举，为其难者；某愿死守会城，与共存亡。”李定国流着泪答应留他在昆明守城。

清军于顺治十六年（1659年）正月初三，进占南明滇都昆明。多尼、吴三桂和卓布泰在这一天会师昆明。南明冯双礼和狄三品走往四川建昌卫。吴三桂招降他，他不答应。狄三品等人用计把他抓住献给了吴三桂。留在滇都的一些南明文臣武将大都降清。只有户部主事刘之谦以父死国难，不降而死。

清军能如此顺利进军，除兵力强大外，同洪承畴在贵阳的运筹分不开。他千方百计筹措粮，使兵食不致中断。他还为新平定的地区推荐治理地方的大臣官吏。更重要的是，他在进军的大政方针上，一再提出建议。这些建议有利于清军的进展和新平定地区的安定。早在进军贵州时，他就上疏建议：

贵州一路土司苗蛮渐次归诚，但裹头跳足未经剃发，据禀粗束衣饰皆照旧例，历代未改。臣思贵州初辟，人心未定若遽令移风易俗，恐致惊畏逃匿。臣即晓谕土司苗蛮，且暂照旧粧束，听候请旨定夺等因。案查本年六月，内臣部覆，偏沅抚臣袁廓宇土苗未经披剃等事一疏，内议绥宁等县初经收复，未便骤行更改粧束，是亦权宜之策，相应暂准照旧粧束，用安远人，反侧可也等因，顺治十五年八月十七日奉旨依议行，钦此。钦遵密咨到职，职随刊刻告示，晓谕贵州土司苗蛮，无不鼓舞顶戴皇上破格鸿恩，各争先出山贸易、耕凿、运交米粮，以各效城。

贵州为清军迅速平定，同洪承畴建议的民族政策有很大关系，正象他的疏文中所说，由于能让当地少数民族保留旧装束，而不强令其剃发和改装，赢得少数民族的欢心。他们不再恐惧，不再抵抗，而是争先出山贸易、耕耘，并向清军缴纳米粮。风俗习惯对一个民族、尤其是处于近代社会以前的民族，至关重要。共同的习俗是维系这个民族生存的重要因素。在古代来说能否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决定能否进入那个地区进行长久的统治。清朝从后来的情况看，在一些少数民族地区，都维持了原来的风俗习惯，没有象汉族地区那样，实行剃发、改装政策。从而有利于清朝前期边疆地区的安定和统治的稳固。清军平定贵州以后，在进军云南的过程中，洪承畴又一次强调要尊重当地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他说：

惟今云南省城及附近各府已报收服，彼地大小土司苗蛮狸狸种类更多，而接界云南、贵州之广西地方，亦皆渐归版图，皆有土司苗蛮。历代以来俱系青蓝白布裹头披衣跣足，与贵州、湖南土司粧束大约相同，全不与汉民一类。今贵州、湖南已先荷皇恩，将土司苗蛮暂依照旧粧束，而云南、广西新辟，必皆望皇仁普被，职若俟其比例禀告，然后具题，诚恐苗蛮狸狸性情愚蠢，无以释其疑畏之心，坚其向化之念。职不敢不钦遵前奉谕旨，晓谕云南、广西土司苗蛮，用昭朝廷，柔远宁民，德意相应，先疏奏请。倘蒙皇上恩施一祝，将云南、广西一照贵州事例，令土司苗蛮狸稞准暂免剃发，照旧粧束，以示招徕，用安异类，俟云贵大定再议，于以早安西南实有裨益。从上文里尽管看出洪承畴是歧视苗蛮狸狸的，但他毕竟还是看到了少数民族同汉族的差别，因而要求满洲统治者去承认这种差别，从而达到早日安定云南的目的。从多尼等人的奏报里可以看出洪承畴对民族问题的建议所起的作用。多尼的奏报写道：

臣等至云南省城，有土司官王耀祖等二十余员，各率所属狸狸村兵丁人口，赍伪敕印诰命札付投诚。

土司官能主动率众投诚，原因自然很多，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清朝听从洪承畴的建议，重视照顾西南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