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进取云贵

第一节  进取西南“首在收拾人心”

孙可望降清以后，洪承畴认为进军贵州、云南的时机已到。他在上疏中，就表示要同大将军罗迁等计划进取贵州。顺治帝和朝内外大臣自然赞同，令他“乘此贼党内乱，人心未定之际”“规取贵州”。清廷此次进兵规模很大，十四年十二月，顺治敕谕兵分三路：西路以平西王吴三桂和定西将军墨勒根虾（即李国翰）为首，顺治令他们由“四川前往贵州”；东路以固山额真卓布泰为首，封他为征南将军，令他由“广西前往贵州”；中路以固山额真宗室罗迁为首，封为宁南靖冠大将军，令他统帅手下官兵以及洪承畴的官兵，“由湖南前往贵州”。次年（1658年）春三月，顺治又以多罗信郡王多尼为安远靖寇大将军，同多罗平郡王罗可铎、多罗贝勒尚善、杜兰、固山额真伊尔德、巴思汉、阿尔津、卓罗等，令他们率军“进取云南”。对洪承畴，顺治帝单独指示说：

至经略洪承畴，或应与大兵同行，或应尾大兵之后，已令其相机定夺。如同大兵前往，亦与经略会议而行。这里所说的“与大兵同行”，是指罗记的大兵。还有“与经略会议而行”，则是说如果洪承畴与大兵同行，罗迁遇事就要同洪承畴商议而后行。由此，更见顺治帝对洪承畴的尊崇。洪承畴在这次进兵中的作用，并不在于指挥作战，而在于提出有利于进兵的政策，即进取西南，“首在收拾人心”。他在上疏中具体阐述了这一政策：惟是进取大事，首以收拾人心为本。欲收拾人心，先以约束官兵秋毫无扰为本。盖以云贵地处要荒，与西北各边、腹里各省迥别。各边士马征发犹易，各省民人迁移甚难。云贵则山川峻阻，林丛深密，大路仅通一线，四围尽属险峒，苗蛮族多，民人绝少，风俗全然不同，性情殊不相类。古称反覆难治之国。若果号令严明，官兵无扰，一得其心，则帖然信服。凡苗蛮等众，皆为我作响导，皆为我济粮草，皆为我听调遣，一心效命，不致为贼羽翼。倘若纪律不严，抢掳扰害，一失其心，则风声传播，苗蛮先逃，皆窜入山林洞窟，不惟响导无人，粮草无资，调遣无术，且于大兵经过之后，或山口拦截，或要路挑断，以阻我兵行。即有摆设塘拨，兵多则无米食用；兵少则伙众暗袭，举步皆不能通。是以进取云贵，兵威宜先震慑，恩信尤加绥怀，必先得土司苗蛮之心，而后可为一劳永逸之计。目前进取大兵及文武官吏，如遇贼众迎敌。苗蛮阻路，其应剿杀大创，收复地方，自不待言。若官兵经过州县及土司蛮峒，不分散远出，不私离队伍，一衣一物，毋得擅动；茅房木架，毋得擅毁，贸易悉照公平，来售者众，掳掠尽行禁止，从者如归。但有投诚等众，人口财帛，分毫皆属彼有，使诸蛮不为贼用，贼势自孤；使诸蛮肯为我用，我武维扬远，心悦诚服，西南自然全安。今满洲统兵诸大臣皆元老世臣，素严军纪，甲兵人等，皆久征旧土，无不仰体皇上，剿逆抚顺深仁，必能秋毫无犯，功收底定，以期休兵息民。其职军前标营与湖南奉调官兵，职先与提督镇将约，必恪遵号令，如有分散远出，私离队伍，掠财掳人，焚毁房屋，杀害良民，兵丁立正军法，经管大小将领，拿问治罪。各提督镇将大小各官，皆受朝廷豢养，拔擢鸿恩，必咸相告诫，以期拓土安民，共享太平。以云贵不比他省，苗蛮不比汉民，当此大兵初到，一得人心，将来收拾自易，所关甚大。

他在这篇上疏里，首先指出云贵地方的特点，即地处于边远，居民以苗蛮为多，风俗习惯与其他各省和内地都不同。其次，根据上述特点，他指出，严肃军纪的重要性。即，如果号令严明，不扰百姓，苗蛮就能支援清军，为之效命；相反，纪律不严，传扬开去，他们就会逃跑，清军非但得不到任何支援，还会受到阻碍，寸步难行。再次，他还向官兵提出具体的纪律要求，包括行军、驻营、贸易以及如何对待归降的人。然后，他又在疏中有意表彰满洲统兵大臣和兵士，夸他们军纪好，以促使满洲大臣注意军纪。而后，他又报告了同他自已手下官兵以及湖南官兵在出发前的约法内容，实际是希望其他两路军都以他统率的军队为榜样。这篇疏文里反复强调收拾人心、严肃军纪关系重大，可以使“西南自然全安”，可以“一劳永逸之计。”最后，他还要求顺治帝“特颁清汉敕谕，或部发清汉告示，驰传三路营前，大行晓谕，俾各钦奉遵守。”也就是说要把军纪要求用满文、汉文书写成告示，在三路大军营前宣布张贴，让将士们人人都能知道，都能遵守。他说如果能做到这点，“将见云、贵、马蜀共靓仁义大师，必然箪食壶浆，望风迎附恐后，太平可计日定矣。”紧接着，洪承畴又对军事部署提出了建议。清廷原定三路大军共取贵州之后，再向云南进军。洪承畴认为这样做不合适，他先分析了云贵的形势，然后指出进军必须布兵得法，粮饷供应要及时，他说：云南、贵州远处遐荒，山川极其险阻，围环尽是苗蛮。从来进取云贵，既虑措兵为难，更虑地理之不谙，尤虑粮运之不继。是以两省收复，每多后时。况今新封义王臣孙可望，虽慕义来归，而逆贼李定国等，未经大创，大势犹在，必然据险扼守。在我必布兵计粮，运用如法，乃能歼渠散胁，底定西南……惟三路之地理，三路之粮饷，必须计全局规模，然后进取得有把柄。而后，他把自已同孙可望以及手下将官商议的进军路线，提供给皇上，说：

职仰遵详确筹划之上谕，广询细访，求所以克襄大计，密会义王臣孙可望及提督诸镇将。绘图讲究，有同聚米为山，明如指掌。盖大兵分三省进取，原期以三路夹攻，掣贼之肘，分贼之势，使其首尾难以相应，不能并全力以抗我师。如湖南一路，或由常德、辰州而进；或分宝天、武冈而进，皆必会合沅州、镇远、平越，以进贵州。其道只一线，别无岐路旁通，此可以直扼贼之吭。广西一路，或由柳州、庆远、河池、南丹、独山、冈州、贵定而进贵州；或由柳州、宾州及由武宣、浔州、横州赴南宁，由太平、归顺、富州、广西、罗平而抵云南；又或由南宁、田州、安隆、普安等处，趋交水、曲靖以抵云南；又或由安隆分路以径达贵州。此俱可以附贼之背。四川一路，或由嘉定键为、淑府、兴文至永宁，再由永宁、古蔺、红花渡、威远、遵义、乌江而进贵州；或由永宁、赤水、毕节以东、归化阁、鸦水西、六广而进贵州；又或由毕节以西周泥、黑章，乌撒、七星关而趋曲靖以抵云南；又或由嘉定、雅黎、象岭、大渡河、金沙江而抵云南，此俱可以追贼之胁。是湖南、广西、四川三省进兵之路，名为三路，其实掣贼之肘，分贼之势，仍有许多径路也。自古动大兵，行大剿，未有不先计地理于未事之先。洪承畴对贵州用兵，强调因地制宜，并对进军路线作了具体部署。而清廷的上谕则主张“收复贵州之后，驻扎贵州，”并规定凡各路统兵诸王、大将军、固山额真诸臣，钦遵上命，俱进取贵州，又收复贵州之后，各于贵州驻扎，请旨后行。

对清廷的这一规定，洪承畴大不以为然。尽管顺治帝已有上谕，他认为这关系到进军贵、滇的重大机宜，不能不详加筹划，因此还是提出自已认为切实可行的方案来。他上疏道：

查滇云为逆贼巢穴，如大兵三路齐进至贵州，贼亦必尽窜聚于贵州、云南之交界，扼险拒守，其众益多，其势益合。湖南大兵前进云贵，原止有一路，不能另分。若广西大兵一过柳州、庆远、河池而进贵州，则由南宁通云贵之两路，俱无以牵其回顾。其四川大兵一过永宁，若由遵义、乌江，进贵州，或由毕节、水西进贵州，则七星关通云南之一路，亦无以捧其中坚。是湖南、广西、四川三路大兵，皆必共由贵州之普定、安庄、关岭、铁索桥一路险径，以为进兵，贼众便不虑有广西、四川两路大兵可抄过铁索桥之前，以先人滇云。彼益得并全力以抗拒贵州之大兵，并可合全力，以专守一路之险要。其于原分三路进取之大意，似有未合。即云俟定滇大兵到后，仍可将各路大兵再另分行进取，则各路崇山深林羊肠鸟道，士马大众之往返疲苦，其何以堪。

他认为三路大兵进至贵州后，再由贵州出发进军滇云，李定国就会有了准备，可以扼险拒守。况且，清军分路进入云南，而李定国等反可以合兵出击一路，这样就起不到三路出兵的意义。而且，各路士兵往返很疲苦，他最担心的还有：且尤最可虑者，大兵士马全聚一隅，则用粮益多，则转运采买益难。贵州从来最贫瘠之地，苗蛮甚多，而汉民绝少，一省钱粮不及江浙一中县。大兵初到，一二汉民皆已先逃，土司苗峒，不能轻入。将催办于各属，则无民可催，无地可买。将取运于楚、蜀、西粤，皆系陆路，各隔千余里或七八百里及四五百里不等。水运既无路可通，人运复无此民办，又全无州县随行民夫骡驮可供负载。以一极贫极小之贵州，而欲全供此三路数万之兵马，一进贵州，并行驻扎，具疏请旨，往返三月有余，时日持久，此粮饷从何备办。各省督臣、抚臣，皆远在千里、数百里之外，职即督责随行文武大小各官，亦何能以独力多买多运，使士饱马腾。为战守长计，凡人一日不再食则饥，三日无粮，何以行兵。即谓事到其间，必有多方区划，何待先时过虑。然在江南、浙江、江西等处，虽兵马数万，屯驻一年，犹可支持。今大兵将全驻贵州，实难设法变通。从来未有动大兵、行大剿而不计粮饷于未事之先者。洪承畴无论过去任江南总督或此时任五省经略，均兼理粮饷，对军队与粮饷之间的关系，十分清楚。为此，他劝说朝廷，不要三路军都先聚集于贵州，否则粮饷都解决不了。在这次上疏里，他还说如何解决粮饷问题，“日夜兢惕，再四谋划”。查得顺治十三年十二月里，他的一份奏疏上写道：

广西省所属之左右两江四十八土司地方，俱与云贵通达。而桂林所属之永宁、义宁等处，与湖南、靖州相连，山势皆极险恶，瑶苗又最狡悍，粮米无处可买，陆路无从转运。既发前兵，必须后应。而险阻所限，官兵前后难以并发。广东各省新兵，初到尚弱，必不能以孤军分进云贵。且自庆远、南丹入贵州都匀府，必由独山、麦冲等处，崎岖险阻，或单人而行，或下马鱼贯而进，满洲马骑，不便经行。臣是以不敢轻请派发大兵，此惟可先用粤西汉兵。

这就是说早在一年多以前，洪承畴已经考虑到由两广进军云贵的艰难。因此，他当时就提出不必调广东平、靖两王官兵，而只调一王所统近万人的兵力即可。广东沿海抗清势力没有平定，两王的兵力都调走，沿海地区就难以控制；且路途遥远，供不应求。这次朝廷令卓布泰统兵前赴粤西，又令提督线安国挑选该省官兵1万名，随卓布泰由广西进兵，还令洪承畴挑选兵强马壮一员提督或总兵官，率全标官兵快速到达广西，随卓布泰、线安国一同出征。洪承畴根据这一命令，拟选驻永州左路总兵张国柱，率全标官兵调赴广西随征。而且，他还同提督线安国商议了广西军队进取的驻扎地方和粮饷的转运。至顺治十五年正月二十九日，兵部令进取贵州的几路兵马，速速进军。宁南靖寇大将军罗论，由湖南进贵州，平西大将军、平西王吴三桂和定西将军墨勒根虾，由四川进贵州。并令这两路大军都要在二月二十五日出发，进取贵州。同时又令征南将军卓布泰，由广西进贵州。这一支人马因路途遥远，酌量喂养马匹，先至桂林府，再进取贵州。洪承畴以为这样安排不妥，他说：职窃为今日计，两路大兵同日齐发，又一路大兵，前后继进，如有一路大兵先进取贵州省城，则别路大兵，似可就各省进兵道路相度贵州、云南适中扼要地方，兼有买运米粮处所，或各分行驻扎，以未即可分进滇云之势，不致三路齐集贵州省城，则我兵既有分合之势，可成犄角之形，又无屯聚拥挤争粮乏食之患。且分路驻兵，得以蓄锐乔威，各由径路齐进，收复滇云，不致大众再有往返奔疲之苦。一举而数利，皆在于我。在逆贼势必窜聚于云南、贵州交界，顾东不能顾西，顾南不能顾北。前面关岭、铁索之险要，不足为恃；后面巴蜀、西粤之门户，俱各可通。欲分则难支，欲合则难会。贼一披靡，无从窜逸，是又一举而数害皆在于贼。洪承畴还说，“收复云贵，军机重大，”因此他将绘成湖南、广西、四川三路进兵地图，送兵部查核。同时，他建议朝廷令各路统兵诸王、大将军、固山额真诸臣及陕西、四川、湖广、广西督臣、抚臣并出征提督总兵诸臣，各就本省进取贵州、云南的地理环境，做一番筹划，从而找出： 

本省某处可为进取捷径，本省及交界某处可以牵制贼众；又某处可以买运粮米以济兵食；并三路大兵如何可常通信息，彼此声援；如何可安住塘兵，远侦密探；如知有一路大兵已进贵州省会，余两路大兵可于某处暂行分驻。就粮养兵，或可不全集贵州省城，以免大众迟久乏食，以示进取滇云形势。仍乞上命准令统兵诸王、各大臣，计出万全。一面经行调度布置，一面各自具疏报闻。他还设想，贵州已经占领，而北发大兵（即指多尼率领的满洲大军）尚未到来，恰好有进军云南的机会，那么应当给三路大军变通进止的权力，而不必等候多尼的到来。也就是说，他们：

或应仍具疏候旨，或应诸王、大将军、固山额真等诸臣作何通变商榷，作何参酌进止，并乞上裁，光赐纶命，以便钦遵。庶全局胜算在握，临时得以随机应变，剿抚合宜，早奏平定。

贵州、云南同北京相隔几千里，在多尼到来之前，洪承畴要求给三路统兵的诸王、将军等，以“随机应变”的自主权，还是很必要的。否则等请示朝廷之后再行动，就会错过时机，不利于清军及早平定西南。

紧接着，洪承畴又向顺治上报了自己进军打算和对湖南地方守卫的安排。他说原来他打算统所属官兵“或与大将军（指罗托）同行，或尾大兵后行，或分股行”。经过商议，决定都由常德一起出发，并决定待锡封大臣到来以后，再领兵南下。这里的锡封大臣指顺治派到长沙封孙可望的大臣。具体的安排是：

将湖南提督各镇营官兵，先于湖南各府州县酌派固守，安内乃可治外，其余提镇各营官兵，俱调发出征。今计职与大将军同进，应亲统汉兵共一万六千员名。倘锡封大臣后到，职候到方行。即将前派官兵先随大兵进发，惟留右标、后标两镇营及职军前五营，并长沙量留满洲官及兵二百，同职常德随后赶进，又宝庆一路，必须兵夹击。已会议偏沅抚臣同宝庆、衡州、祁阳四镇兵一万一千员名，由武冈渐进。计止余左路一镇官兵，职拟调赴广西随征。又调洞庭水师将兵战船，以防护底常粮运。值得注意的是，洪承畴在这次军事行动中，重视利用孙可望的降官。他在上疏里讲道：

职会义王臣孙可望于投诚各官内，查有熟谙湖南、广西、四川、云贵地利官一十九员，俱携带同行。职虑大将车臣时常查询地理有烦传调，且赴广西固山大兵必须向导有人，职于内分拨四员，先赴常德，候大将军臣罗记到，即可送用；又分拨伍员，即于长沙送固山额真臣卓布泰，携带前行。其余十员皆职随带军前，不时应用。这就是说，洪承畴从孙可望的降官中，挑选了熟习地理的19名，分拨到各路，作为征贵州、云南的向导。这些人对清军的进兵起了不小的作用。

清朝三路大军，按原计划于顺治十五年二月二十五日，从不同的地点出发。洪承畴由于朝廷派使臣封孙可望为义王的仪式和送孙可望去北京的事，耽搁了几天，直至二月二十八日，也就是孙可望启程北上的同一天，才从长沙出发，追赶罗迁的大兵。清廷，尤其是顺治，这次对洪承畴备加信任，采纳了他的“以收拾人心为本”的政策，也基本上采用了他有关进军、粮饷等一系列具体建议。为此，进军比较顺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