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经略五省总督军务

第四节  受到攻击

洪承畴经略五省两三年里，如上所述，做了不少工作，军事上也有所进展，尤其是湖南一带，如他自己所说：从顺治九年（1652年）李来亨、刘体纯等夔东十三家组起来以后，加之孙可望、李定国大西军的活动，“贼势正在猖獗”百姓“皆逃避于山林水泽之中，田地尽属荒芜，城市已成丘墟”；清朝军队“兵多缺额，饷不按时”，防卫力量很弱。经过他的苦心经营，“广示招徕，开垦田亩，申约提督镇将，严明纪律”；加之“严催司道输饷运粮，接济兵食”，使得清军在几次同抗清势力的接触中，取得胜利。于是，出现了“地方稍得改观，人心渐有固志”的局面。洪承畴所做的这些努力，得到顺治帝的称赞。顺治十二年（1655年）二月的谕旨里说，以前由于“湖南寇氛未靖，殃及生民，曾有旨：增遣满兵，携家口驻防武昌，”现在听说洪承畴“在彼操练军兵，修整器械，军威殊壮，招徕抚辑，民情悦安，”因此“停止携家带口驻防”。本来“增遣满兵”，就是扰民的事，军队所过的地方，沿途居民都要受到骚扰，再加上携家带口驻防，要分给家属房屋、田地，对地方就更增加了负担。由于洪承畴加强对军队的训练，又安定民心，顺治帝决定不再增兵，并停止携家带口驻防，而改为军队“照常更换”。这道谕旨既是对军队调动的指示，更是对洪承畴工作的嘉奖，等于充分肯定了他的工作成绩。同年八月，顺治帝为奖励洪承畴与大将军陈泰击败刘文秀等的进击常德、岳州、武昌，而颁赐洪承畴及所统大小将领各官，以甲胄、鞍马、弓矢、衣服等物品，以示鼓励。顺治为此下的谕文中赞扬说：他们“眠霜冒雨，不得休息”，“致身为国，忠臣之素心”。

但是，对洪承畴经略湖广的方针政策及其所做所为，清朝统治者的看法并不一致。满汉官员不少人见长期没有明显进展，而耗费又较大，对洪承畴加以指责。首先发难的是户部左侍郎王弘祚。前面提到王弘祚在洪承畴被委任为五省经略时，他是很赞同的，认为洪上任后，“相机剿抚，从此立见廓清”。他还积极提出管见，供洪承畴参考。然后，几年过去了，湖广五省的形势并没有如他所想象的那样“立见廓清”，却耗费了无数的军饷、军粮。为此他愤愤上书，指责洪承畴“竭天下物力，止足支应军需”。同意王弘祚见解的人还不少。四川巡抚李国英也上疏指责洪承畴。李国英原为明朝总兵，为左良玉部下，顺治二年随左梦庚降清，跟随肃亲王豪格征四川，镇压张献忠的大西政权。在清军平定西南的过程中，出力很多，升任陕西四川总督。顺治十二年四月，他上疏说：

今滇黔未靖，征兵转饷，因一隅未安之地，累数省已安之民，旷日费时，必至师老财匮，此坐而自困之道也。 

我国家兵威无敌，而小醜敢逆颜行，非兵不强，饷不足，由封疆之臣畏难避苦，利钝功罪之念先入于中，以致贻忧君父耳。臣闻非动不足以致静，非劳不可以求逸。今湖南、两广，俱有重兵。平西王、固山额真侯墨尔根、侍卫李国翰之兵现屯汉中，蓄锐甚久。诚能分道并进，首尾夹击，贼力有几，岂能四面支持，是诚一劳永逸之计也。在疏文中，他还希望内外文武大臣要“同力一心”，并特别指出“诸臣凡有司兵司饷之责者，须如臂指相应，勿执一己之偏见”

这话似乎也是暗指洪承畴而言。因为洪承畴一直坚持“以守为战”的方针。上述奏疏同王弘祚的想法极其相似。郑亲王济尔哈朗临终前也念念不忘清朝的统一大业。他希望顺治帝“以取云贵，珍桂王，统一四海为念”。济尔哈朗是顺治帝的堂叔，也是清朝开国宗室元勋中最后一个地位很高的，他的话是间接地批评了洪承畴，不能不引起顺治帝的重视。还有固山额真宁南靖寇大将军阿尔津，代表满洲官兵，公开反对洪承畴以守为战的方针。满洲官兵从北方远道而来，在湖广地区生活不习惯，粮饷也很紧张，他们自然希望速战速决，而不愿长期在南方停留。洪承畴“以守为战”的方针，必然会遭到他们反对。阿尔津是满洲的一员干将。顺治十二年八月，陈泰病死军中，阿尔津继任宁南靖寇大将军，驻荆州。次年，同洪承畴商议，率师渡江攻克辰州。宝庆、永顺等地的土司，率领官吏前来归降。阿尔津建议移常德镇兵守辰州，自辰州攻沅、靖，进一步攻取滇黔。洪承畴不同意，反主张对辰州“弃而不守”。为此，阿尔津非常气愤。洪承畴手下的总兵南一魁，也上疏要求“调集各省边镇无事官兵，统赴湖南”，然后布置会剿，希望能“楚粤西蜀，会师大进”，以达到“一劳永逸”的目的。文武大臣的指责，下级的建议，都没有改变洪承畴以守为战的方针。他一再上疏申辩，说明这一方针的正确。针对南一魁的建议，他上疏谈了自已的看法。

（一）湖南兵力不足：湖南地方辽阔，冲口甚多，逆贼窥伺，非止一处，而见在官兵，甚为单薄，顾东遗西，顾南遗北，战守尚难分布，开拓未有根基。

他分析了湖南广西地方的兵力，认为这些地方人烟稀少，“募兵最难。”陕西一带虽然兵多，但相隔遥远，调来湖南要四五个月，如先集中兵力去广西会剿，湖南兵力本来就很单薄，再调出一部分，防御就成了问题。如若“大发进剿滇黔，”“湖南既末有新增官兵可以调遣帮助，亦未有多余官兵可以节节进守”。而且，军根、军饷耗费很大，湖南地方“久遭寇乱，人烟断绝”供给不上，水陆转运也很艰难，即或“恢府复县，”也是“进守无兵，驻守无粮，旋得旋失”。这些年的事实“可为明鉴”。

（二）从各省调兵也不现实。他认为如果从山西、陕西、河南、山东各省以及三边各镇调兵到湖南，“兵丁既为苦累，又非一二年不能到齐；”而且边地各省“非尽无事之地”。不能因为要进兵滇黔，而致使边疆和腹地骚动起来，结果是“贼未灭而我先受困”。他说这种办法（指南一魁等人的会剿办法），看上去象是“一劳永逸之举”，实际上“终非万全之道。”

（三）唯一可行方案。由于文武大臣和部下都提出立即进剿的要求，洪承畴虽然不同意，仍主张以守为战，但他经略五省的任务毕竟是为了进剿而不是为了守土，所以，他也必须有自已的进剿方案。顺治十二年十二月初三的揭帖中，有他进剿的全部方案：

为今日计，必得职前议，湖南、湖北、广西增设官兵，俱行齐集，营伍成立，士马养锐，至来岁秋冬之交，方可议兴进剿之师。盖以广西梧州、浔州，果能设有官兵开通南宁，以堵云南，则孙逆之后路可塞；桂林添有官兵，分驻柳州、庆远，以扼靖州，则孙逆之旁路可断；湖北彝陵新增水陆官兵，早得齐备，可与荆、襄、郧阳提督、镇将各官兵共堵剿袁、刘（刘体纯）、郝（郝摇旗）马、王、谭贼众，则孙逆之党羽渐绝。然后将职湖南添设益阳、祁阳镇兵，见在中、左、右三路镇兵，及辰、常、沅州镇兵与职标提督各镇官兵，会同各督抚臣计算调度，方可与荆州、长沙满洲大兵会议停留，酌量道路，相机分合。或由常德、澧州以进辰州、沅州，或由宝庆以进武冈、靖州，而广西之全州、柳州、浔州等处，各大张进兵声势，以分掣孙逆之肘，龙必于明年初春，先得平西王、固山额真侯墨勒根虾与川陕督臣、陕西四川抚臣共计议，四川进剿，兵马粮饷尽行备办，至秋冬之间，可统四川大兵，或径取遵义，以逼贵州，或分取重庆、夔门，以通荆、襄。俾楚、蜀官兵，相为联络，以共成进取局势。庶几胜算在握，开拓有机。

洪承畴上报这个方案时，还说明，他已经开始依此方案去做了，并要求皇上以实际行动支持他这个方案。他说： 

职与督抚臣计议转运事宜，安排驻兵，着数俾粮随兵进，不敢猝办不及，兵食中断，彼时尤必预乞皇上添发满洲大兵，益重威力，赐发各镇战马用资驰骋，果然兵盛粮足，方可振励征行。

同时，洪承畴又说：“倘若到彼时候，兵未能齐，粮未能足，或时事机会未能凑合，职亦不敢轻举妄动，以成不了之局，贻后来之患。”。洪承畴这些话说的很明确，即如果兵未到齐，粮食运不足，他是不会兴师进剿的。接下去，他还表示，即或兵齐粮足，但是如果“时事机会未能凑合”，他也是不会轻举妄动的。顺治十三年初，清朝命两广总督李率泰统兵占南宁，想在广西消严灭李定国。由于孙可望不断挑起内部矛盾，李定国见前有清兵，后有孙可望堵击，决定离开广西到云南去。当清军攻入南宁时，李定国已经离开。结果是“官兵追至隆安，并未遇见一贼，而李定国早已经遁入滇黔，党羽依然无损”。然而，清军为了准备这次会剿，却花了很大力气。“湖南官兵，自上年十月内发行，至今三月已历半载；广西官兵，十二月内起行，亦历四月。沿途粮料缺少。隆冬饥寒，人病马倒，兹时将炎热，春夏瘴厉尤甚，官兵苦不堪言。“洪承畴抓住这件事，上疏顺治帝，说明冒然进攻，劳而无功，还不如以守为战、相机进取的方针正确。他在一个疏文中要求广西的清军撤至桂林、梧州；原属湖南的清军，撤回湖南。这样可以“就食粮米，恤兵饥疲”；“整顿士马，固守根本”；“观贼动静，俟其再犯，合力荡剿”；“上紧收拾增设官兵，渐次分布，相机而行”。他认为如果按这个方案去做，则“动静劳逸之势，皆在于我。致人而不致于人”。结果，顺治帝听从洪承畴的话，令两广总督军队撤至梧州。

但是，由于朝廷内外有人反对，洪承畴也有些不安，于是向朝廷提出自请“罢斥处分”疏文中写道：

以职见年六十有四，凡内外诸大臣，未有如职年最老者。须发全白，牙齿已空，置身兵民之上，自觉形貌无色，比之告老之年休致，已为后时。疾则右目内障，久不能视，只一左目，昼夜兼用，精血已枯；加以风气水土，异热异湿，少壮尚不能堪，衰老尤为难耐。职受恩深重，处任冲边，将士观望，虽多染病在身，实则讳不敢言。若职之任事无能，计时将及三载，一筹莫展，寸土未恢，大兵久露于外，休息无期；民人供亿于内，疲困莫支，已见老师费财，剿抚未有头绪，自知任久无功，罪状有如山积。……伏乞皇上亟赐罢斥处分，以彰黜陟大典施行。

洪承畴的这一揭帖，与其说是向朝廷请“罢斥处分”，倒不如说在朝内外舆论之下，对顺治帝态度的一种试探。因为这个揭帖中所说的自他任经略五省之职以后湖广的情况，“计时将及三载，一筹莫展，寸土未恢”，“老师费财，剿抚未有头绪”。这些并不都是真心话，也不都是事实，经略五省以来，还是取得一定成绩的。他在顺治十二年十二月三日上的揭帖中说：“职两年以来，会同湖广、广西督抚诸臣，同心合力，倡率道府州县，宣布朝廷厚德，广示招徕，开恳田亩，申约提督镇将严明纪律，实加铃束，督抚臣又严催司道输饷运粮，接济兵食，地方稍得改观，人心渐有固志”按此揭帖说，他到湖广以后，并非“一筹莫展”，还是做了不少工作，况且在此之前，他还几次向朝廷报捷，打退抗清势力的进攻，也占领了一些地方，并非“寸土未恢”。其实，洪承畴在湖广的政绩，顺治帝是清楚的，他的请“罢斥处分”不过是出于压力，又不知道顺治帝对反对他的意见持何种态度。这种试探性的请求，措词又多引咎。对洪承畴来说，这样做进退都能自如主动。

顺治帝是个有自己见解的人。他没有受反对派意见的影响，对洪承畴信任不贰，接到洪承畴的请求之后，不但仍让他留任，而且，“晋太傅，仍兼太子太师。荫一子人监”。在此之前，这一年二月，顺治下谕旨曰：

日者贼渠孙可望等猖狂犯顺，夜袭常德。尔同大将军陈泰遣发官兵，水陆追剿，大获全胜。良由筹画有素，调度合宜，用能张挞伐之伟略，杜窥伺之狡谋。已颁懋赏，仍赐特谕，彰联嘉悦之意。

顺治这道谕旨说的很明确，不仅肯定了常德一仗的胜利，而且肯定了洪承畴的“筹画有素，调度合宜”。到顺治十三年七月二十四日，顺治帝又敕谕湖广、江西、陕西、四川、广西各省督抚镇等官，命积极招抚抗清力量。谕旨写道：

自古帝王底定万邦，皆恩威并用，讨贰怀服，及能使人心乐于归往，早享太平。本朝开创之初，睿王摄政，降者多被杀戮，以致士民疑畏窜匿，实繁有徒，或系啸聚有年未经归化，或系被贼迫胁反正无由，或系偶陷贼中，力难自拔。原其本念，未必甘心从逆。此辈皆朕赤子，迷罔无知，深可悯恻。今欲大开生路，许其自新。该督抚镇，即广出榜文晓谕，如贼中伪官人等，有能悔过投城带领家口来归者，察照数月，分别破格升擢；更能设计擒斩孙可望贼渠来献者，首功封以高爵，次等亦加世职，同来有功人等，显官厚赏，皆所不吝。倘仍执迷不悟，大兵直捣巢穴，必至玉石俱焚，虽悔亦何及乎？其前此陷贼官民及新归人等，该地方官问明来历，尽心安插，原有田产速行察给，即无田产，亦设法周恤，务令得所。

从这道谕旨的内容可以看出，顺治是主张剿抚并用的政策，而且还强调招抚的重要。这同洪承畴所说的“贼之胁从数多，不招抚必不能平贼”的思想是一致的。总之，顺治对洪承畴，从思想方针到行动的肯定和留任，更加坚定了洪承畴的既定方针。他在顺治十三年八月十日的疏文里，又一次申明今秋冬之交，不能“轻举妄动”：

职以目前时势揆之，职上年冬间具疏时，其情形实觉相同。而以目前兵力度之，职上冬具疏时，其兵力增添，尚自有限。正职原疏内称：倘若到彼时候，兵未能齐，粮未能足，或时事机会未能凑合，职亦不敢轻举妄动，以成不了之局，贻后来之患等。因是职已经计虑于前，今何敢玩忽于后。况复准部咨，职计算兵饷齐备，事机凑合，再为酌量。奏请今秋已过半，而楚粤官兵尚未齐集，进取事机尚未凑合，此十三年秋冬之交，计算酌量未可轻举。

他认为当时清军在楚粤的状况，并未改变，仍然是“兵既未厚，粮亦未足，战守不能兼顾。而”广西见在官兵，犹然单薄，不能为进兵大张声势”。因此还需要等待时机。他表示前只能会同楚粤督抚诸臣，“督同提督镇将，实加整练，摩厉待时，”多方储存粮米，以备急需之用。他还表示，正由于上述原因，他不敢“先会满洲大兵酌量分合”，否则会“徒费踌躇”，也不敢“先移平西王等知会，恐先期难以确议”，而是先将这个分析和打算报告顺治帝，以得到他的支持。他在疏文中所说的“不敢先会满洲大兵酌量分合”，是指在上奏顺治帝之前，他没有同当时满洲大兵的统帅、宁南靖寇大将军阿尔津商议。前边提到阿尔津是反对洪承畴以守为战的方针的。洪承畴自然不愿把自已的这个打算先同阿尔津商议。他知道阿尔津是不会同意这个打算的。他为了能照自己的打算去做，就先取得顺治帝的同意；顺治同意了，阿尔津等也就不能再反对。洪承畴的这个办法果然灵，顺治还是同意了他的打算，并召还同洪承畴意见不和的阿尔津。阿尔津是满洲的一员善战的干将，当年在松山同明总督洪承畴作战时，他就立下大功。后来入关追击李自成，随多铎下江南，破张献忠，战功累累。阿尔津授宁南靖寇大将军后，率师驻荆州，连连克捷，受到顺治帝的嘉奖。尽管如此，但由于他同洪承畴的意见不和，反对以守为战的方针，还建议“移常德兵守辰州，别移兵屯常德为应援，自辰州下沅、靖，进取滇黔”。但“经略大学士洪承畴与异议”，顺治了解了这一分歧后，“事闻，上召阿尔津还京师”。从此以后，阿尔津就没有受到重用，征云南时，他只是率本旗的兵丁作为安远靖寇大将军多尼的随从部队。从这件事看出顺治帝对洪承畴的重视程度，后来，顺治帝任命固山额真宗室罗迁为宁南靖寇大将军，敕文中强调，要他“统官兵於湖南湖北地方，与经略辅臣洪承畴，共议地势相宜之所驻扎。其军情事务，与经略辅臣洪承畴相议而行。若贼入犯，须协心戮力多设方略，相机剿除。凡是与固山额真、护军统领、梅勒章京等会议而行，毋谓自知，不听众言，毋谓兵强，轻视逆寇”顺治对罗论的叮嘱，着眼于军情事务要同洪承畴“商议”而行，甚至连罗记的驻扎地方，也要同洪承畴“共议”。这不仅表明顺治对洪承畴的信任．也是要求罗记尊重洪承畴。而且，针对阿尔津和洪承畴的矛盾。特别提醒罗迁，遇事多同下属商议，“毋谓自知，不听众言；毋谓兵强，轻视逆寇”。在此之前，顺治十三年（1656年）十一月，由于“经略大学士洪承畴考满”，又给他“加太傅，兼太子太师，赐羊、酒，荫一子入监读书。”

由于顺治的信任，在江南五省的战守方针争论上，洪承畴没有为朝廷内外的浮议所动，仍然坚持他的以守为战的方针。但是，站在清朝统一事业的立场上来看，洪承畴在推行以守为战的方针时，也并非无可指责。

从清初的总的形势来看，速战速决对清朝来说最为有利。但是，由于满洲贵族推行了民族压迫政策，使本来迅速进展的形势遇到了阻力。这阻力主要来自汉族人民反对民族压迫的斗争，也就是人民的抗清斗争。人民抗清斗争中的主力，是原来推翻明朝统治的农民军。而明朝残余力量为恢复明朝统治，也同人民的抗清力量结合。这样抗清斗争的力量相当强大。对于这点，洪承畴还是有充分认识的。所以，他上任后提出以守为战的方针。从当时的情况看，这个方针还是合乎实际情况的。那时候，清朝没有速战速决的兵力、物力，而且，即或出动满洲大兵，迅速攻下一些地方，也没有兵力守住这些地方。得而复失，只能空消耗兵力。

然而，洪承畴在推行他以守为战的方针时，过多的着眼于守，着眼于安定地方，着眼于招降各种抗清势力的领导人，没有能充分利用对方的矛盾寻找战机。从当时形势来看，抗清力量内部矛盾重重。南明统治者内部有矛盾，南明和农民军有矛盾，农民军内部以及各支人民抗清力量之间均有矛盾。而且，上述矛盾中有时还发展到相当激烈的程度。洪承畴任五省经略之前和期间，农民军内部矛盾也十分尖锐。顺治九年，李定国连续取得桂林、衡州大捷后，孙可望疑忌备增，千方百计限制和打击李定国，甚至阴谋杀害李定国。这就使李定国在衡州大捷之后，反而陷于孤军奋战的境地。为了避免同孙可望的冲突，他不得不退入广西。清军得知孙可望、李定国的矛盾，乘李定国撤回广西之际，出兵攻打李在湖南的部下，致使李定国失去了在湖南的诸郡，部下死伤惨重。而孙可望同样也为清军大败。但是，孙可望并未因此而终止对李定国的袭击。顺治十一年（1654年），李定国为防备孙可望的袭击，东征高州、廉州、雷州，得到当地抗清义军的配合，先胜后败。李定国这次东征，清军如果充分利用农民军内部的矛盾，就可以乘虚进攻李定国在广西的后方；或是在李东征失败的回归路上，断其归路；或是在李定国回到广西后，出兵围攻。但是，当时由洪承畴统一筹划的清军，并没有这样做，从而错过了战机。洪承畴没有利用这个机会，主要是对李定国的实力不了解，估计过高。在清廷眼里，李定国是“两蹶名王，天下震动”，李定国在云南贵州确有一定实力。但李定国和孙可望之间的矛盾，必然使他的实力不能充分发挥。洪承畴如果充分利用孙、李之间的矛盾，各个击破或行反间计，也许会有更好的效果。不过，当时洪承畴更担心孙、李联合，会成燎原之势。作为一个战略家，洪承畴的这种担心并非过虑。孙李之间虽然矛盾尖锐，但李定国总希望联合抗清。一直到顺治十三年（1656年）初，李定国由广西转人滇黔后，仍想同孙可望和解守住滇黔，共同对付清军。他请刘文秀致血书给孙可望，以和好。但是孙可望一意孤行，不听劝说，反而调兵进犯滇都。孙、李联合才没有成为事实。由此可见，洪承畴担心“孙、李二逆复合之势，则情形又自不同”也是可以理解的。然而，由于这种担心，使洪承畴未能充分利用反清力量的内部矛盾，选择有利时机主动进攻。这对清军未能迅速平定西南，还是有一定影响的。洪承畴根据他招抚江南的经验，任五省经略时，对各派抗清势力的头面人物，采取招抚政策。政治上“广示招徕”，这种方法是费力少而收效大，可以减少兵民遭到残杀。他认为“贼之胁从数多，不招抚必不能平贼”为了能使他的招抚政策付诸实现，他在从北京出发前，就从各方面收罗一批对清朝“最忠最勇”，且又“知贼中真情”、“剿抚可以兼用”、“可为招降榜样”的明朝降将和农民军的叛将。让这批人跟随他上任，以从内部瓦解南明永历政权和农民军等抗清势力。到任以后，他尤其重视对象李定国和孙可望的招降工作。但是，由于李、孙都有一定实力，各地抗清声势十分浩大，形势比较复杂，招降李、孙的事一直未见成效。

洪承畴招抚成效不大，内外朝臣对此提出批评意见。洪承畴审时度势，仍然认为自己的意见正确，并继续推行。顺治帝也支持了他。可是，正在这时，洪承畴的病情加剧，无法坚持工作，他只好几次上报病情。顺治十四年（1657年）六月三十日，他再次上报病情，在揭帖里说：

六月二十三日，热症大发，烦燥有加。每日自清晨起，直坐床席，一行卧倒，痰即上壅，必即时饮汤一二次，方可捱过一时。复不移时，而喉舌焦乾，气不能出，又再饮汤，捱过一时。自辰至酉，时时皆然。竟日米粒不能下咽，又全不思米食，一切事务全难看视。至夜间，自酉至卯，沉重尤甚。每一合眼，则塘报、本章、兵马、钱粮，俱聚胸中，魂梦思想，语言颠倒，即已喉舌焦乾，一更饮汤二三次，方可捱过一更；稍一停歇，则喉舌又枯，气竟隔断。复如是饮汤至四更，殆五更以后，始得略息片时。到次日之辰时，仍复照前日光景。至夜间光景，又复如前。如此者，已将及十日，米食全不想下咽。且胸膈积滞，内火闭结不通，亦已及十日。镇、道臣日延医，共商方药，并未见效。计职由六月十一受病日起，至今二十九日，已一十九日。盖由六十有五之年，血气久衰，精力耗尽，以至如此。此长沙驻扎固山额真、梅勒章京等亲看，开在城文武大小各官各面见通知。职思职赋命劳苦，碌碌一生，至于今日特蒙皇上破格鸿恩，愈加竭蹶，矢图报称。惟以湖南四载，足当加历数年，水土大异，瘴病交侵。今年大旱酷暑，尤不能堪，遂致疾病一时大作，目前紧急重务，心欲办而力不能支，目欲视而神不能及。稍一停缓，则两三省本章塘报，兵马钱粮俱不能亲行料理。职心亦迫，职病益加，楚粤系何时地，经略系何责任，乃如此病势沉重，缓急何能有济？在职一身固不惜，倘致有误，封疆大计，关系匪小。……职不敢不将职患病危笃真情，再自据实呼告于君父之前，谨伏枕叩头奏闻，伏乞皇上睿鉴，早赐裁断施行。

从揭帖看，洪承畴当时的确病的不轻。因此请求解任是理所当然。顺治帝看到洪承畴六月二十一日的病疏后，“伏旨慰留之”；看到洪承畴六月三十日的病疏后，即批示道：

览卿再奏，病势转加，深轸朕怀，军务殷繁，难以静摄，著解任回京调理。

洪承畴得到顺治同意解任的旨意后，还需办理一些未了的公务，同时收拾行装。从同年十月的揭帖上可以看出：

职今即在束装，等候北行。惟是经略标下，尚有旗下领兵虾员，与八旗官员甲兵，应留应撤，宜为预计。

清廷经过研究，决定“不设经略，将原调官兵，一并撤回。”由此看出，当时清政府已下决心让洪承畴回京，而且也不再派人担任五省经略的职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