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经略五省总督军务

第三节  上任后的战守方略

洪承畴大约是顺治十年（1653年）闰六月十五日自北京出发的。十一月初十到达武昌。其间，他乘船行至山东武城县郑家口，内三院派人送来顺治“敕谕一道”和“经略湖广、江西、广西、云南、贵州内院大学士银方印一颗”。敕谕内容与在京时所发相同，只是将经略的五省中的广东换为江西，因此上任的大印也要换。洪承畴根据他所了解的情况，很赞成这样的调换。一是因广东有两王管理；一是广东距离远，而江西距离近；再一是江西内的袁州、吉安一带抗清势力较大。于是他接受了新的大印，并将随身携带的大印，交内三院差官带回。

到任以后，洪承畴接到广西提督总兵官线国安九月二十四日发来的塘报，报告李定国在广西活动的情况。由于李定国来到广西，广西各地“处处揭竿。”李定国于七月下旬再次攻桂林，清军固守，李定国虽然退去，但他的军队在距桂林不过200里的修荔，时时准备复攻桂林。在桂林附近，只有三州县属于清军占领，其余均是李定国的农民军势力范围。清军供给靠三州县不足，甚至预征第二年的钱粮。这时虽然有满洲兵马前来支援，但他们的粮草尚无着落。同时，广西右翼总兵官全节，也向他汇报李定国从阳朔、修仁退驻柳州。全节得知孙可望致书李定国，令他暂驻柳州，等一两个月以后再进攻桂林，担心孙可望会增兵柳州，共同攻打桂林，那时清军会腹背受击。他建议先取柳州，又感到省内兵力有限。如果调动省内其他地方的兵力，又担心李定国同当地少数民族土司联合，声势更大，其他地方也将不保，为此，全节请求再调大军和钱粮，以接济广西，讨伐定国。

洪承畴根据上报的情况，提出暂时解决广西问题的方案。他说目前广西三镇官兵合计不过9000多人，分住在两个郡城，依靠三四个县供应，钱米不足；满州人援官兵虽然使人心稍定，但他们是否能久留呢？如不能久留，已经恢复的州县，靠分兵防守，难以持久。“区区省会一孤城，四面皆贼，若援兵猝至，贼且暂退，兵回必仍肆合围。”清军往来奔波，而李定国的军队以逸待劳，这是兵家最忌讳的事。从线国安和全节的报告中，洪承畴认为，只依靠广西省的清兵，支撑一时都有困难，更谈不上统一广西的问题。因此，他会见江宁提督马国柱，催江南布政司接济广西饷银5万两，又催两淮盐运司协助接济盐课5万两，用这两项10万两银子发到广西救急。他还派原定南王孔有德手下的李茹春率官兵前去广西支援。又向朝廷表示，他自己暂住武昌，催各地所调的官兵，然后到湖南长沙料理战守事宜，待一切稍有头绪，必然亲到衡州、永州，同两广总督李率泰，商议广西的长久战守方案。

与此同时，洪承畴经过一番调查了解，分析南方、尤其是湖广地区的形势。他概括地说：

人皆知逆贼孙可望等抗拒于湖南，而不知郝摇奇（旗），姚黄、一只虎（李过）等众肆害于湖北。兼以土寇附和，苗贼胁从，群众抢攘，是湖广腹里转为衡边要害。臣今暂住武昌，见闻最切，如辰、沅、靖州，见为孙逆等贼盘踞，水陆不时侵犯。宝庆所属于之新化、城步各县，虽经归附，而孤悬鸾远，屡报危急。……至常德一府，前逼辰、沅，后通澧州，苗蛮杂处，时常蠢动。……以湖北论之，汉阳、黄州、安陆、德安四府粗安；而邪阳之房县、保康、竹山，竹溪四县，有郝摇奇、刘体纯、袁宗第等诸寇，窟穴于羊角等寨，每营万余，虎踞县界，杀掳肆行。……

这个题本主要谈了湖南、湖北的形势。当时的湖南，西南部是农民军孙可望的势力；同广东西部交界处，郝摇旗的农民军经常出没，（当时郝摇旗已经北上，这里所说的可能是另一支农民军）同江西交界的桂东、桂阳等地，还有一支红头农民军，在那里活动。北边时常有苗族等少数民族的反抗斗争。即或清军占领的长沙、衡州中心地带，也并不安定。当时的湖北，西北部的房县、保康、竹山、竹溪、郧县、郧西、上津等县，是郝摇旗、刘体纯、袁宗第等农民军的驻扎地。西部的归州、巴东、兴山、长阳等州县，是王光兴等部的活动地区。襄阳府的一些地方，宜城、南漳、均州、谷城、光化等县，是农民军李来亨等人的驻地。与西蜀相连的荆州府，虽然任命了地方官，但都还不能到任。因那儿是农民军老营所在地。与四川夔州交界处，巫山、彝陵等州县，有原明朝军官谭氏兄弟的军队，他们同农民军联合，也属于夔东十三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湖北中部，也有抗清势力。在概述了抗清势力分布之后，洪承畴根据清方兵力，同湖广总督祖泽远商议，提出了他的作战方略：

计今日官兵，分布机宜，湖南见有满洲大兵、陕西满兵，及提督各总兵等官兵，分驻武冈、衡州、宝庆、常德一带，可备防剿。然各郡鸾远，联络不及，实有首尾难顾之虑。若荆州属县，贼孽正炽，倘由澧州而犯常德，或截岳州以犯湘潭，不惟我兵腹背受敌，而大江以南，恐至骚动，此尤当急为筹画。职与督臣祖泽远会商，长沙系湖南北总会之区，衡、永、辰、常、宝庆必由之路，既可以接云贵，又可以达广西，武昌藉以为屏藩，江右倚以为保障。职必往来驻扎其间，始可四应调度，相机进攻。至于湖北荆郧之贼，若不急为剿除，必至滋蔓难图。荆镇官兵，虽堪战守，然兵力有限，不能及远。郧襄镇兵，仅可自顾，不能剿贼。职与督臣祖泽远商议，以督臣必暂行移驻荆州，督同郧阳，治臣料理荆州、勋、襄之贼，以扼全楚，上游绾南北要冲，而合盘打算，兵亦无多。查督臣前疏，议以湖广提督总兵臣柯永盛所统经制官兵，改调长沙。今长沙有职驻扎，可分兵兼顾常德。则提督官兵亦应调赴荆州、勋、襄，听督臣调度剿贼，乃足消肘腋之患。安襄、樊，而奠中州；固全楚，以巩江南，所关更非吵小。但督臣既已移驻，则武昌省会，干系甚大，虽有湖广抚臣弹压，而兵力单薄，未足为恃。臣今有调到镇将官兵，陆续到武昌，暂驻歇马，可壮声势。而督臣仍应往来于荆，襄、武汉之间，俟事定仍驻武昌，庶外可以清贼氛，内可以固根本。容职亲历湖南，归并镇将各营，计必有调拨官兵，可为武昌增添城守之备。……

从上述作战方略可以看出，洪承畴采取的是“以守为战”，先安湖广，然后再平定云贵的方针。他提出这一方针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当时他所经略的五省，实际上大部分地区并不在清朝统治之下。云南、贵州不必说了，是南明和农民军的势力范围。广西也只有桂林和附近的临桂一县，以及灵川、兴安、全州三州县，其余仍是李定国和南明的势力范围。湖广、江西也只有主要城市在清军手中。而清军的兵力和粮草供应又很不足，尽管洪承畴本人组织一支上万人的队伍，但在抗清势力的汪洋大海中，也起不了决定的作用。因此，他提出“以守为战”，首先是要安定湖广，也就是“安襄樊而奠中州，固全楚以巩江南。”怎么样定湖广呢？他制定了严防重镇，互为犄角的军事部署。具体的说，他自己驻在长沙，长沙是湖广的中心，又可通达广西、云贵，驻在长沙便于“四应调度”。他让湖广总督祖泽远驻守荆州。祖泽远是祖大寿家族，自随祖大寿降清以来，屡建战功，是一员战将。当时湖北西部农民军势力强大，荆州的地位很重要，洪承畴认为驻守荆州，可以防御农民军的东进，又能以荆州为基地向西、向北、向南边的农民军抗清势力进攻。所以让祖泽远驻在荆州，并调湖广的提督总兵柯永盛去荆州、勋、襄一带加强兵力。当时湖广的省会是武昌，洪承畴和祖泽远原本都应驻守武昌，现在两人都不在这里。虽然有湖北巡抚驻于武昌，但“兵力单薄。”为此，洪承畴将自己从各地组织调来的这支人马，暂驻武昌，以壮声势。他还要求祖泽远不要固定驻在荆州，要往来于“荆、襄、武汉之间”。

洪承畴“以守为战”的方针，并非只守不战，而是有守有战。不过，他的战不是向南明和各支农民军同时大举进攻。而是先安湖广，也就是先平定湖广的抗清势力。其中，又首先把矛头指向“湖北荆郧之贼”。他说对这几支力量“若不急为剿除，必至滋蔓难图”。他所指的就是郝摇旗、李来亨、刘体纯为首的几支农民军。洪承畴为什么先选择这几支为剿杀对象呢？从上疏中可以看出：

（一）他担心“其荆州贼孽，傥或由澧州而犯常德，或击岳州以犯湘潭，则我军腹背受敌”。从当时形看，清军在北方包括河南地区的统治相对比较稳定，湖广就成为清军与抗清势力激烈争夺的地带。而要安定湖广，也就先要从湖北平定起，湖北、河南相连以后，清朝向南进兵，就少了后顾之忧，亦可免去“腹背受敌”。这是最重要的原因。

（二）他认识到郝摇旗、李来亨等农民军力量的强大。在疏文中，一开始他就说：“楚省寇乱多年，人知逆贼孙可望等抗拒于湖南，而不知郝摇旗，一只虎等肆害于湖北”。他明确指出，过去清朝只重视了孙可望这支大西农民军抗清势力，并没有重视郝摇旗、李过大顺军的抗清势力。他认为后者力量很强，“每营万余，虎踞县界”。这是大顺军的老营所在地，农民军的根基很深。加之各种抗清势力联合成夔东十三家，声势就更大。所以他说“郧阳治臣朱国柱，屡报贼情紧急，亟图会剿”。正由于上述原因，他认为首先要剿灭“湖北荆郧之贼”，否则任其发展下去“必至滋蔓难图”。

至于如何“剿除”湖北的农民军，洪承畴安排了一个“可行”的方案：他认为镇守荆州的官兵，虽然能打仗，但兵力有限，不能远出剿除农民军。郧阳、襄阳的守军，只能自顾自，也就是说只能在当地镇守，没有力量去“剿贼”。为此，湖广总督祖泽远必须移驻荆州，和荆州、郧、襄的地方官共同安排“剿贼”事宜，并亲自督战。再派提督总兵柯永盛率兵赴荆、郧、襄，由祖泽远调度。洪承畴认为这样一来，剿除湖北农民军的兵力就够了。

但实际情况并非洪承畴预算的那样，湖北荆郧一带的农民军，在李来亨、刘体纯、郝摇旗等率领下，同清军顽强战斗。洪承畴虽然经过认真筹划布置了兵力，但因李来亨等人的夔东十三家，颇有实力，洪承畴并没能首先剿灭“湖北荆郧之贼”。

清军在湖南地区得到一些进展，这同洪承畴的苦心经营是分不开的。洪承畴于顺治十一年（1654年）二月，自武昌起程前往湖南长沙，于三月十二日进入长沙。当时的长沙一片荒凉：“城内城外，尽皆瓦砾，房屋全无，”“民人逃亡，工匠绝少，”“荒凉景象，惨苦难言”。清廷派固山额真季什哈分领满洲蒙古官兵，前往长沙驻扎，以同洪承畴等人“共张声势”。洪承畴人长沙后，首先考虑到满蒙官兵到来无处可住，需要修盖营房。当时长沙只有竹木价钱便宜，容易采买，可用来修造简陋的营房。这也说明长沙的当时的贫困。季什哈统领的官兵于四月初六到达长沙。洪承畴令抚臣等安排他们住下。同时，针对长沙荒凉现状，洪承畴令抚臣、道臣招集流散出去的百姓，经“两月内，多方招集，民人渐次入城，各寻占原日地基，以竹草盖房”。经过两个月的努力，“城内城外，住者约有数百间，各有买卖生理，日已增添”。满蒙官兵到来之后，洪承畴令军队“共念地方之苦，计切安民”。官兵注意严明纪律，不去骚扰百姓。再有，他还把很多精力用于军粮的供给上。本来湖广的督粮道设在武昌，他经过亲自乘船探看，将督粮道移驻湖北嘉鱼县以南的新堤镇。因为这里是粮船的集散地，有几千户人家，四通八达，北连武昌，南近岳州，西通荆州，便于粮食的解运。此外，他又同三月下旬统官兵驻荆州的宁南靖寇大将军陈泰，时常秘密会见商议军机大事，积极准备进剿抗清势力。陈泰是满洲人，后金开国功臣额亦都的孙子，屡建战功。在洪承畴经略五省初期，陈泰同他配合得很好。

湖南西部，辰州、沅州、靖州和中部的常德，主要是大西军孙可望部下活动地区。清朝在那里的统治常常受到威胁。如常德桃源县的印象鼎，受孙可望委任，聚集贫苦百姓2800多人，屯聚在安阳山等地，伺机袭击清朝军队和官吏。顺治十年二月，他们趁清朝桃源知县郑朝肃和典史王应星出来巡检，率众擒拿，夺得马匹弓矢。次年二月，他们又率众到燕家坪一带打击清军。印象鼎这支人马引起当地清朝统治者的注意，清提督柯永盛，总兵杨遇明派清军前往进剿。印象鼎正率人马攻围川过峒，清军突然袭击，印象鼎的人少又没有准备，急忙奔回老营太平寨死守。清军增兵追击，一直战到中午，印象鼎的营寨才被攻破，印象鼎等被俘，他的人马大部分英勇战死。印象鼎等人被镇压以后，农民军抗清力量并未停止在常德的活动。顺治十二年（1655年）四月十七日，辰州的农民军水陆两路出击常德，经桃源县时，又将知县李瑢等人擒获。说来这还是桩笑话，桃源县无城池，农民军过桃源时，正值桃源大水泛涨，农民军乘舟顺水而下，突然来到桃源。知县李瑢正披衣坐在后堂，农民军进来将他擒走，连同信印、库银一起拿去。当时防卫官丁都逃跑了。待农民军过后，地方向上报告时，只好说“知县不知下落”或“遂不知其去向”。洪承畴知道这事后很生气，一面上报朝廷；一面令人查明真相。后来从农民军抓获后又跑回来的人嘴里，才知道知县被俘。洪承畴的揭贴中说到，农民军只抓了知县，对百姓“原无杀掳。”清桃源县令几次被农民军擒获，说明湖南农民军对清朝地方统治是个严重威胁，洪承畴揭帖中不得不承认“此时贼势，出没无常”，“肆月内（指顺治十二年四月），常德各处报警”，“在在需兵堵御”。面对这种情况。洪承畴认为湖南局势要得以平定，必须坚决剿平常德一带的抗清力量。他会同大将军陈泰的部将苏格沙哈和驻在衡州的固山额真季什哈统兵进剿，才得以剿平，常德一带暂时平静。

紧接着，农民军将领南明南安王刘文秀，受孙可望之令，同南明兴国侯冯双礼，将军卢名臣等统兵6万、战舰千余艘，出川陕，由辰州再次进攻常德，分兵攻岳州、武昌。这次进攻不同于往日。大西军同大顺军及夔东十三家，有了联系、用洪承畴的话说，李来亨等夔东十三家“平日不过出没窃犯，今则联络孙逆，受伪职，资伪饷，串为一气，分犯肆逞矣”。当时抗清势力进军的形势是：“武冈则有贺九义等掣我兵之肘，常德则有伪南安王刘文秀等乘水直犯，彝陵则有张、崔二逆突如其来，诸逆计定谋成，一时俱出”。张、崔是孙可望手下的两位将军，他们联合夔东十三家的军队，攻陷彝陵。湖广各地清朝将官纷纷要求增兵添甲，请“早调满汉重兵，严限前来，以济燃眉”。洪承畴和陈泰知道远水救不了近火，等待援兵是来不及的，必须依靠驻在湖南的清军击败刘文秀等的进攻。为此，他们制定了作战计划。按计划陈泰派护军统领苏克萨哈在常德设下埋伏。当时正值水涨，舟行如飞，刘文秀的水师先期三天到达常德，中了埋伏，被清军打得大败，战船被烧，将军卢名臣坠水而死。冯双礼受了重伤，副将40多人投降。刘文秀军六战皆败，逃往贵州。这一战改变了清军在湖南的被动局面。这是洪承畴经略五省，到任以来取得较大的一次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