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承畴传》第二章 第二节 主剿派的胜利和晋升三边总督

第二章  三边总督

第二节 主剿派的胜利和晋升三边总督

崇祯三年(1630)正月，明朝任洪承畴以都御史巡抚延绥(今陕西榆林)，于是他立即部署兵力，对起义军进行镇压。是年六月，府谷县农民军在王嘉胤的率领下，攻陷黄甫川等要塞，又陷府谷县城。而后他们假称要投降，主动退出县城。当官军来“收复”县城时，他们回戈一击，重又占领县城。洪承畴和总兵杜文焕率部从孤山进剿，一次击杀农民军四百余人。与此同时，明朝山西部队，也剿杀这支农民军达三百余人。王嘉胤被迫转入山谷。

那时，杨鹤尚在职，他虽然主抚，但在局部地区，明军也在发兵进剿农民军。杨鹤的招抚成效不大，早已引起主剿派的不满。他们把农民军形成的燎原之势，归罪于主抚派。而洪承畴和总兵杜文焕等，利用农民军起义初期，缺乏作战经验、各自为战、兵力分散的弱点，采取分割包围，各个击破的办法，剿杀农民军，的确见了成效。各地农民军遭到重大挫折。因此，尽管总督杨鹤主抚，而主剿派并不听其制，照样残酷镇压农民起义军。

在洪承畴的历史上，杀王左挂是个重要事件。王左挂是陕西清涧县人，为陕西最早的起义将领之一。他于崇祯元年（1628)，聚众万余人起兵宜川。后来转战于真宁、三水、耀州等地，曾被洪承畴围于云阳，后乘雷雨逃出。此后又在怀宁河(今槐里河)再败，遂于崇祯三年（1630)春，以一百二十人向总兵杜文焕请降，杜文焕受之。李自成当时就在王左挂部下，他和一些头目对王左挂受降不满，就率众自谋出路。王左挂受降以后，并没有真心事明，暗中谋划再起。洪承畴本是主剿派，对招抚并不热心，看到王左挂三心二意，准备谋叛，就在同年八月同陕西巡按李应期、总兵杜文焕设计，将王左挂等九十八人全部杀害。这是洪承畴杀降的一大例证。洪承畴的杀降，不只这一次。崇祯四年(1631)四月，洪承畴命守备贺人龙，慰劳投降的农民军，设酒宴款待，农民军个个喝得醉醺醺的。乘他们入谢告辞时，事先安排的伏兵四起，一次就斩杀了三百二十人。

洪承畴和他手下的将领，不择手段地消灭农民军。崇祯四年五月，王嘉胤的队伍进至山西东南的沁水、阳城一带。洪承畴派他手下的悍将曹文诏率部追击。然而，王嘉胤的力量相当大，安塞人高迎祥、延安人张献忠等，都是他的部下，听他号令和调遣。那时在洪承畴手下任延绥副总兵的曹文诏，不能战胜王嘉胤，就采取阴谋手段。曹文诏听说部下士卒张立位的姐姐被王嘉胤强娶为妻，就让张立位去诈降。王嘉胤信以为真，把他当成亲信。六月的一天，张立位同姐姐以及王嘉胤的部将串通一气，乘王嘉胤醉后熟睡时，将他刺死。曹文诏乘机出兵围攻，里应外合，起义军大乱，损失惨重。

洪承畴派出官军追剿陕西、山西的农民军，配合山西明军一起夹剿。崇祯四年(1631)七月，农民起义将领点灯子赵胜，在洪承畴的打击下，于陕西立足不稳，转战至山西。洪承畴和部将曹文诏等亲自追过黄河。九月，点灯子在晋西石楼县遭到明军夜袭，被砍杀。

镇压农民军接连取得一定成效之后，洪承畴得到崇祯帝的赞扬。崇祯帝得知他杀降农民军首领王左挂时，就得意地说：

贼势獗甚，招抚为非，杀之良是。

接着，崇祯四年九月，洪承畴升任陕西三边总督，代替杨鹤的职位，由他主持镇压陕西农民军的事宜。

大约在洪承畴任三边总督前后，他的家人在今天的泉州鲤城区东街的一条名为洪衙埕的巷子里，建了一座府第，后来他的弟弟洪承畹、洪承畯也在洪承畴府第的旁边建了住宅。据当地人说，那时府第门前宽阔，还竖有旗杆，洪承畴忙于公务，回到泉州府第只有三次。

从崇祯二年到崇祯四年，仅两年多的时间，洪承畴在镇压农民起义过程中，为明王朝屡立功绩，从一个粮道参政，晋升到三边总督，升迁之快是他出仕以来所未有的，其他官员也很少见。分析其原因，大约有四个方面：一是形势的需要，当时陕西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对明王朝来说，社会动荡，已呈不可收拾的局面；二是明军纪律败坏，无战斗力，无法对付农民军的冲击；三是陕西农民起义，处于初发阶段，一呼百应，还没有严格组织起来，缺乏战斗力，可以对付腐败的明军和无能的明将，却很难应付有战斗力的明军以及有点武略的明将；四是洪承畴富有文韬武略的才能，对农民军疾恶如仇，对农民军的镇压手段坚决而残酷，而且，他有一支战斗力颇强的“洪军”。可以说，洪承畴是踏着农民起义军的血泊，坐上三边总督宝座的。这段历史，在洪承畴的一生占有重要的位置。后来，他成为两朝重臣，若没有这两年的扶摇直上，是完全不可能的。

在对待农民起义的问题上，洪承畴是主剿派，杨鹤是主抚派，两人政治主张不一致。但是，洪承畴在杨鹤被拿问之后，却向崇祯帝上书，要求从宽处理杨鹤，还在书中摆出杨鹤在陕任职期间的许多功劳。从这点可以看出洪承畴的为人。至于对付农民战争，他主张坚决镇压，杨鹤被革职以后，他更是积极推行主剿政策。

明朝任命他为三边总督之后，就调集大军，在陕西各地清剿。一部分农民起义军在洪承畴及其部将曹文诏、杜文焕、曹变蛟，以及杨嘉谟、邓玘等总兵的追剿下，先后进入山西。陕西农民军的势力已经不大，但仍在坚持斗争。就在洪承畴任三边总督的这一年十一月，谭雄的起义军两次攻入安塞，洪承畴令副总兵曹文诏围攻宁塞的起义军，他自己带着总兵王承恩等前去攻打安塞，诱杀谭雄等五个头领。十二月，另一支起义军又围攻陕西环县(今甘肃环县)，环县知县吓得自缢而死。洪承畴忙调甘肃总兵、宁夏总兵前去救援。第二年二月，起义军攻庆阳府城，洪承畴派曹文诏领兵相救。结果，起义军大败，一千多人战死。农民起义将领不沾泥张存孟，领兵进攻米脂等地。明朝延绥巡抚张福臻等同洪承畴会合，猛攻起义军，不沾泥等人被俘遭处斩。洪承畴又命曹文诏、杨嘉谟以及宁夏总兵贺虎臣，于七月间，在甘泉县一次就屠杀农民军七百余人。洪承畴在进剿农民军的同时，还派出间谍，混入农民军，施反间计，致使农民军里的动摇分子降明；而另有一些农民领袖则因叛徒的出卖而被杀，如可天飞、一座城、一字王等都是。

洪承畴见胜利在望，就从投降的农民军里，拉出强壮的四百人，加以杀害。这是洪承畴杀降的又一例证。如果说洪承畴杀王左挂是因为他策划复叛，而杀这四百人完全属于残酷镇压，是统治者对农民军残忍手段的表现。洪承畴杀降之后，陕西农民军暂时基本上被镇压下去。洪承畴则因镇压农民军“有方”，在统治阶级内部，颂声大起。

取得一定战果以后，洪承畴一面向崇祯帝请求留陕饷银二十万两，以作资剿费用，并赈济贫民；一面继续加紧军事镇压。

农民军主力受到洪承畴镇压之后，由陕西转入山西。洪承畴派曹文诏入山西追剿，曹文诏在山西杀了农民首领王嘉胤。但是，农民军在山西并没有被镇压下去，力量反而逐步壮大。王嘉胤的部将紫金梁王自用继起，联合各支农民军共同作战。据记载，其时紫金梁共联合了三十六营。后来著名的农民军领袖李自成、张献忠，那时都在三十六营之中。洪承畴亲自入晋进剿，明廷又调大批兵马入晋围剿。

经过一年多迂回对垒，农民军逐步退却，由晋入豫，在山西、河北、河南接壤之处转移。当农民军进入河南之后，河南乡绅向明廷请求，希望由洪承畴兼管山西、河南军务，统一筹划镇压农民军事宜。兵部认为河南乡绅的意见可行，这样可以避免省与省之间互相推诿。兵部还认为，如果洪承畴坐镇潼关，统率河南、山西巡抚，以及总兵曹文诏、邓玘、张应昌，秦、晋、豫三省大局就可以安全。可是，崇祯帝担心洪承畴权力过于集中，就派太监陈大奎等到三省军中作内中军，分别出任曹文诏等四总兵的监军。这样既分了洪承畴的权，又可牵制曹文诏等总兵。

洪承畴仍旧留在陕西，此后一年多的时间里，陕西局势比较平静。但是，起义军在河南、河北、山西一带，却有很大发展。由于中原各地连年饥荒，像河南许多村庄都处于十分凄惨状况：

黄埃赤地，乡乡几断人烟；白骨青磷，夜夜常闻鬼哭。触耳有风鹤之声，满目皆荒惨之色。欲使穷民之不化而为盗，不可得也；欲使奸民之不望贼而附，不可得也。

因此，起义军在河南一带得到迅速发展，并很快地扩展到湖北、四川。明朝政府十分恐慌，拟派重臣指挥中原地区的明军，集中力量镇压农民起义军。由于洪承畴镇压农民军的战功显赫，朝臣多推荐他担负此重任。然而，崇祯帝不以为然，他认为洪承畴在陕西三边负有重任，不能轻易移动。于是在崇祯七年(1634)正月，他任命延绥巡抚陈奇瑜为兵部右侍郎，总督陕西、山西、河南、湖广、四川五省军务，并调重兵于河南、湖北、四川追剿农民军。

那时候，各路起义军本无固定地盘，都是流动作战，大多采取避开明军追剿主力，向虚处发展。这样一来，农民军又纷纷离开河南、湖北，重新进入陕西。陈奇瑜乘胜追入陕西，在汉中地区包围了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等起义军的主力。起义军的驻地人烟稀少，加之阴雨连绵，一连几天都得不到食物。农民军面临着全面覆灭的危险。李自成、张献忠等只好用重金收买明军将士，然后提出接受招抚。陈奇瑜见农民军已处绝境，不得不降，就毫不怀疑地对农民军进行招抚。双方达成协议，每百名农民军派一名明军负责安抚和对义军进行遣散。实际上起义军的队伍并没有解散，他们在所过州县得到粮草、衣物供应，巧妙地渡过了难关，走出了栈道险地。起义将士在一天夜里，把明朝的安抚官，都绑起来杀掉，一共杀了五十人，又攻打宝鸡、麟游、永寿等地，其势不可挡。这次招抚是由陈奇瑜报请朝廷批准的。如今农民军假投降后重举义旗，声势很大，说明陈奇瑜主抚失策。崇祯帝于七年(1634)十一月下令对陈奇瑜撤职拿问；紧接着又于十二月提升洪承畴为兵部尚书，总督山西、陕西、四川、湖广、河南的军务。

由洪承畴总督五省军务，本来早就有朝臣推荐过，但当时崇祯帝不同意，而任命了陈奇瑜。而今转了一个大弯子，陈奇瑜在镇压农民军的过程中指挥失误，导致农民起义军重整旗鼓，声势浩大。崇祯帝任命洪承畴总督五省军务，并晋升兵部尚书，赐“尚方宝剑”，旨准洪承畴“便宜行事”。这显然是要他来收拾残局。正在这时，青海西宁发生兵变，明朝将领被杀。洪承畴只好奔赴西宁坐镇，处理兵变事务。农民起义军乘此机会，进攻关陇。当洪承畴回师陕西时，起义军又“悉众东奔，分道进入河南”。那时候，进入河南的起义军“大小七十二营之贼，有二十三万之多”。随后，起义军自河南攻入安徽。崇祯八年(1635)正月，起义军进入凤阳，凤阳是朱元璋的老家，起义军放火烧了皇陵，掘了朱元璋的祖坟。但是，起义军并无实力固守凤阳，况且凤阳是明王朝必争之地，三天之后，起义军主动退出凤阳。不过，起义军入凤阳，对明朝震动很大。崇祯帝下令洪承畴统兵出关，又调兵遣将，增拨军费，决心全力镇压农民起义军。他限期“六月灭贼”，即要求六个月内全部消灭农民军。

洪承畴急忙率兵到河南。他想以河南为中心，剿灭起义军。对此，他作了全面部署：

遣副总兵来胤昌以千二百人往戍西安，令总兵秦翼明、徐来朝道向山东，趋徐州，捍江北逸寇。乙未命侍郎朱大典总督漕运，巡抚凤阳，同公协剿。公请四川抚镇俱移夔门、达州，进援襄汉；湖广抚镇分驻承天、襄阳；郧抚移驻郧襄；漕督移住颍毫，进援汝宁、归德；山东抚臣移曹濮，进援江北、江南；山西抚臣移驻蒲州，进援灵陕；陕西抚臣移商州，调度兴安、汉中；河南抚臣移汝南、南阳；保定抚镇移驻邯郸、磁州，可南北策应从之。

应该说这个部署是有独到之处的，考虑比较周密，准备全部剿灭凤阳附近的起义军。这个安排大约是想报农民军攻陷凤阳之仇，表示他对明室的效忠。但是，部署刚下，还未及实行，就得报说农民起义军已大股进入陕西。陕西是关中重地，又是洪承畴的老巢，他忙在崇祯八年(1635)四月，于河南汝州召开军事会议，重新进行军事部署。左良玉、汤九州、尤世威、徐来朝、邓玘、张应昌等明朝将领，都赶来参加会议。洪承畴命令得力悍将曹文诏从南阳来到灵宝。他面授机宜，要曹文诏入陕，自洛南移到商州抄农民军后路。而洪承畴自己率贺人龙、刘成功入陕。洪承畴对农民军的力量估计不足，他曾经说过，如果在县盩厔(今陕西周至)交界处设兵，农民军将无法在陕西有所作为。他的原话是：

此地南距山(洛南山)，北阻渭(渭水)，中三十余里，贼出秦入秦之要口，得专将守之，贼无能为矣!

但是，经过和农民军几次交战，他已觉得消灭农民军并不容易。况且，此后农民起义军经过几年在河南、山西、湖北辗转之后，队伍壮大，战斗力也有所增长。而洪承畴兵力是有限的，他并没有把握战胜农民军，但已奉崇祯皇帝严诏，只好部署向农民军进攻。更主要的是，当时几支农民军都在向西安靠拢，以八大王张献忠为首的一支，经商洛直抵西安。高迎祥、李自成也由富平进逼西安。只因西安明军严于防守，农民军也缺乏攻坚的足够兵力，于是撤离西安，分兵进攻凤翔、平凉。洪承畴不得不率部追击农民军。

这年六月间，洪承畴部将副总兵艾万年、刘成功、柳国镇在宁州(今甘肃宁县)和李自成交战，艾万年被擒杀，柳国镇被击毙，折兵千余人。悍将曹文诏得知明军大败、艾万年被杀的消息后，拔刀砍地，决心要和农民军决一死战。他向洪承畴请战，洪承畴心情是矛盾的，一面对曹文诏说“非将军不足办此贼”；一面又说：“顾吾兵已分，无可策应者。”①他表示要由泾阳赴淳化，作曹文诏的后盾。曹文诏数年之中和农民军多次交战，曾屡次打败过农民军。然而这次他对农民军的实力估计不足，加上他急于报仇，于是带着他的侄儿曹变蛟率众三千人，进击农民军，在真宁县(今甘肃正宁)东地区和农民军发生遭遇战。农民军采取诱敌深入的办法，使曹文诏、曹变蛟中了埋伏，而且被分割开来。当农民军得知被围的是曹文诏时，勇气备增。过天星从前面迎击曹文诏，闯王李自成和乱世王蔺养成左右夹击。曹文诏自知难以脱身，加上身负重伤，就拔刀自杀。曹变蛟突围逃脱，官军尽行溃散，死伤惨重。农民军大获全胜。曹文诏“勇毅有智略”，是洪承畴手下最为得力的战将。洪承畴得报之后，仰天大哭，痛失一名凶狠的悍将，悔不该允许他的请战。地主豪绅和官军也很看重曹文诏，说：

军中有一曹，流贼闻之心胆摇。

曹文诏的军队被农民军歼灭，明军士气更加低落。

李自成等部在击败艾万年、曹文诏之后，本可以在陕西立足，集中兵力同明军决战。那时洪承畴连失两员大将，折兵数千，士气大受挫伤，如李自成、张献忠、高迎祥各部能密切配合作战，也许会把洪承畴逼到十分困难的地步。可是，由于陕西连年饥荒，加上征战不断，粮食、军需严重缺乏。这年冬天，高迎祥、张献忠不得不离开陕西，自潼关进入河南。留在陕西的农民军势力较大的只有李自成所部，加上满天星、老张飞、争功王、混天星等部，合计还有十三营，但实际兵力并不很大。这样就给洪承畴以喘息机会，使其能够重新集合队伍。但是，曹文诏的死，使明廷看到这样一个现实，即陕西一省，洪承畴就弄到如此地步，再让洪承畴兼管河南、山西等地军事，势必顾此失彼。于是崇祯帝让洪承畴在西安固守陕西三边，派湖广巡抚卢象升，总理直隶、河南、山东、湖广、四川军务，还明确他们各自的职能是：“洪承畴督剿西北，卢象升督剿东南。”

那时农民军势力较大的，如高迎祥、张献忠等部，自河南进入安徽。而李自成和过天星、满天星等约数万人在韩城驻扎。崇祯九年(1636)二月，洪承畴率部两万余人出击李自成等部，随后又调集总兵左光先和柳绍宗合击农民军，在干盐池(今属宁夏海原县)大败农民军。此后，李自成等部在陕北延川、绥德、米脂一带活动，和明军作战，各有得失。这一年的七月，高迎祥率部自汉中一带北上到盩厔。高迎祥是农民军的悍将。明兵科的官员常自裕在奏疏中写道：

贼渠九十人，闯王(指高迎祥)为最强，其下多降丁，甲仗精整，步伍不乱，非他鼠窃比。宜合天下之力，悬重购必得其首。

从这个奏疏中不难看出，明王朝下决心要击败高迎祥。

洪承畴得知高迎祥入陕以后，立即进行部署，一方面亲自督兵两万追击高迎祥，一面同卢象升商量，调卢手下的总兵祖宽入陕助剿。祖宽于七月初一自河南发兵，十三日到达陕西渭南县，洪承畴亲自向祖宽作了交待：

首贼闯王骁雄，屡被辽兵杀败，由湖广越汉中焚掠，秦中必须汝等秉力合剿，方可荡平。

祖宽受命之后，即传谕官兵，要他们踊跃助剿。十六日，祖宽率兵至临潼时，洪承畴又亲自犒赏兵丁，并部署进攻方位，下令“临阵不许割级，不许掠财，□获闯王者，重授上赏”。当祖宽到达西安时，又接到撤兵的命令。他遵命回师，看到来自盩厔告警的塘报，说高迎祥在黑水峪山里，距省城不过一百五十多里，要求迅速援剿。紧接着，他接到洪承畴密札：

朝廷费多少金钱，调兵费若干苦心，大贼在前，可因奉撤而卸责乎?必灭此朝食，始见戮力。

就是要祖宽配合洪的部下共同剿灭高迎祥部。祖宽奉命于二十日赶到盩厔县马朝地方。那时洪承畴亲自督兵同高迎祥交战，祖宽率部赶到，一起攻下高迎祥营盘，并生擒高迎祥。上面材料是李光涛在《论洪承畴的〈流贼败遁〉题本》一文中引用《崇祯年奏疏册》里的祖宽塘报记载的，应当比较属实。另一种说法是，洪承畴和陕西巡抚孙传庭在同高迎祥交战的时候，明军初战不利，参将李遇春被农民军击伤，败下阵去。洪承畴见战胜不了农民军，就对高迎祥实行离间计。高迎祥的部将干公鸡张二、一斗谷黄龙私下向明军投降。他们利用双方交战时的雨后大雾，乘高迎祥下马张弓射敌的机会，把他的马和部众向南拉走。高迎祥发现时，已成为孤身一人，他忙躲入草丛，但还是被官军抓到。记载虽然不太一样，但抓住高迎祥是洪承畴起了主要作用，这是很明显的。明王朝把俘获高迎祥当作一件大事，崇祯帝下令，将高迎祥献俘押入北京，随后又将他残酷杀害。

然而，高迎祥牺牲以后，明末农民起义并没有低落，李自成、张献忠的起义军在陕甘、中原以至湖广等地仍然十分活跃。崇祯帝决定任命有能力、有魄力的人任兵部尚书，以进一步镇压农民起义。他选中了杨嗣昌。崇祯十年(1637)，新任兵部尚书杨嗣昌主张“必安内方可攘外”的总方针，决心下最大力量消灭农民军，认为农民军是心腹之患，主张在消灭农民军之后，再集中力量向东北用兵。于是他以三个月内消灭农民军为限期。杨嗣昌是杨鹤的儿子，其父当政时，对农民起义主抚，结果落得革职戍边，死于戍所。杨嗣昌同父亲相反，对农民起义主张以剿为主。崇祯帝看中了他，将他由宣大总督提升为兵部尚书，让他主持镇压农民起义。杨嗣昌新上任血气方刚，提出了“张十面之网”，三个月“灭贼”的计划。实际上，他并不很了解农民军的实力，也提不出合乎实际的镇压农民军的方案，只是徒说大话而已。

洪承畴对杨嗣昌的计划有看法，但怕追剿不利，受到朝廷处治，就下决心追击李自成。同年十月，洪承畴调总兵曹变蛟等在汉中击败李自成。李自成被迫退入四川。入川后，李自成大显身手，一个月里攻下三十八座州县，然后几路大军会合于省城外。崇祯帝得报，催促洪承畴入川。洪承畴忙率部进入四川。李自成在四川难于立足，就在崇祯十一年(1638)正月，北行入陕后又进入甘肃。洪承畴也自四川返回陕西，让曹变蛟等率部进入甘肃，追击李自成。洪承畴本人于五月中旬进驻秦州(今甘肃天水)，对追剿农民军进行部署。从四月开始，在洪承畴的追击下，农民军连连失利，处于被动状态。“此月中，闯贼为洪所逐，足不得停。”洪承畴部下总兵左光先追击李自成甚猛，李自成处境危险。后幸好官军在马坞歇兵一日，李自成得以脱险，进入川、陕交界地区。洪承畴为此十分恼怒、懊丧，只好如实报告朝廷，请求处分。他在给朝廷的一份奏疏中承认了这个事实，他说：

夫闯将为诸贼之元凶，仅领三百丧败之众，抱头鼠窜，诚数年未有机会，即穷日夜之力，身先士卒，不顾性命，以擒斩此贼，亦是应得责任。无奈计算不到，追赶不紧，使元凶脱然远逝。

洪承畴对此虽然很懊悔，但他并不甘心，就又作了严密部署，派陕西监军道樊一蘅率一支明军尾随李自成义军进入四川；洪承畴本人带总兵曹变蛟为一路，进驻西乡县，堵塞李自成义军北返和西进的通途。又派总兵左光先率部扼守汉中。李自成义军处在重重包围之中，先在广元一带战败，退回陕西城固县境内时，又被事先埋伏好的左光先部击败，兵员损失惨重，只好就近退入山中。一部分农民军经不起挫折，向左光先投降，甚至李自成的直属部队也有向明军投降的。形势对李自成很不利，但他还是联合关索、争管王、祁总管等部，奔向阳平关、宁羌州一带。不过，农民军对洪承畴的军队的确有所顾忌，他们之中有把洪承畴兵称为“洪兵”的，即洪家兵，说其骁勇能战。其实，明军当时并没有多少战斗力，但洪承畴指挥较有韬略，加上对士兵约束较严，不许临阵割级，“不许掠财”，因此有较强的战斗力，成为明末农民起义军的劲敌。

正当洪承畴卖力地镇压农民军的时候，一些和洪承畴有隙的明臣，以杨嗣昌为首，起而弹劾洪承畴。工部右给事中吴宇英在《题秦督洪承畴一筹莫展事科抄》中说，洪承畴镇压农民军“一筹莫展，纵寇祸贻五省”。并认为洪承畴“受事已久，底绩无期……即欲奋翼桑榆，如其暮气隳颓何也?为今之计，莫着急解兵柄，别简名贤以代之”。这个题奏时间是崇祯十一年(1638)三月十三日。两天之后，即三月十五日，广西道监察御史杨希旦在《题秦督洪承畴暮气难振事科抄》中，也指责洪承畴“暮气难振，养寇稔乱”，把农民军由秦入豫入楚的责任，都推到洪承畴身上，并认为洪承畴“可胜诛”。杨嗣昌弹劾洪承畴，指责他“纵贼往来秦、蜀，逾久无功”。崇祯帝对洪承畴在陕西的征战是清楚的，他没有认为洪承畴“可诛”，而是批了“俱已知道了”。然后夺洪承畴尚书爵，而以侍郎总督，没有剥夺兵权，限他在五个月内“尽贼”。与此同时，左光先、曹变蛟也给降级处分。显然，杨嗣昌等人的弹劾是不公平的。事实上，在陕西，洪承畴对农民军的征剿十分卖劲，也是最有成效的。况且，就在吴宇英、杨希旦上书弹劾洪承畴的时候，洪承畴正在川、陕拼命围剿农民军，而且节节取得胜利。是年七月，洪承畴在真宁、邠州和过天星、混天星等作战，并向崇祯帝报告了他的战绩。崇祯帝当即批了“据报擒斩多级，具见调度，有功文武通俟荡平类叙，兵丁军前立赏，伤亡的即行优恤”。这个批示，说明崇祯帝对洪承畴的战绩很满意，并特地批了“具见调度”四个字，称他调度有方。洪承畴在报告中详细谈到他部署兵力的情况，还特地报告了他的悍将左光先，说他：

统兵三战，皆能严禁临阵抢夺头畜等弊，尽力追杀，大破过、混等贼。兹又身先士卒，以少击众，首挫六队之锋，功成称伟。

洪承畴为左光先摆功的目的，一是表彰左光先在这次战役中，镇压农民军很卖力，先后屠杀农民军达七百余人；二是左光先前因镇压农民军不力，被“降五级戴罪”留用的，这样可以将功补过。在这个报告的末尾，洪承畴写了这样一段话：

据报六队等贼，已由平凉、华亭逃入陇州、清水山中。臣今相度地利贼势，复加分布，严督总兵左光先乘胜追剿，再督总兵曹变蛟及副将马科、贺人龙等官兵分路齐进，四围紧促，期以歼渠净党，连奏荡平。

在洪承畴看来，镇压陕西农民军已是胜利在握。那时农民军人数的确已是不多，李自成联合各部入川，人数不过三千余人。洪承畴派陕西监军道樊一蘅率副将马科、贺人龙等入川，在四川总兵罗尚之等的配合下，与农民军战于广元、南江一带。后来农民军退入川北丛山深谷之中，明军奉命追入山中，正遇暑天，又连绵阴雨，加上水土不服，士兵病者达十之五六。在这种情况下，洪承畴仍督部将严加征剿。十月间，李自成部在潼关南被陕西巡抚孙传庭所败，仅以十八人逃入商雒山中。这样，陕西境内再无大股农民军了。十一月间，洪承畴在《题农民军出川近况科抄》中，报告了前线军情，一开头就说“秦中各股大贼节次剿降将尽，可以渐见廓清。”详细汇报了他亲自督兵击败农民军的部署和战绩。洪承畴比较体恤部将，每次战胜农民军之后，都要为部将请功。他在报告中写道：

凡镇、将官兵，自今春出川，以至入秦，今秋又入川，以至出汉，数月用命血战，而忘其艰危，半载东西奔疲，而忘其病惫，四股大贼相机剿降，而不敢言其功苦。……六队一大股皆已全完，即闯将同零伙散贼，暂尔逃命，臣已督催各镇、将官兵，急图围剿，计必擒斩于官兵之手，不则亦困毙山林之间。

崇祯帝看了奏报十分高兴，令着速进剿，并肯定了洪承畴的功劳：

乃著穷搜闯孽，速奏廓清。……秦贼剿降将尽，洪承畴具见调度。

洪承畴及其部将左光先、曹变蛟部，过去因为逾期未能消灭农民军，而受过降级处分。后来，崇祯帝下令限他们五个月内击败农民军，他们就更加卖力效命。还不到五个月，他们就在陕西境内消灭了大股农民起义军，并认为“渐见廓清”。无疑，对于洪承畴来说，这次的战功是显赫的，大可以向皇帝报功。但是，跑脱了一个最重要的首领李自成，其后果洪承畴却是没有料到的。崇祯帝收到洪承畴的奏报之后，曾经要他速奏“廓清”。后来在一段时间里，陕西境内农民军没有大的战事举动，加上不久洪承畴就奉召入京防卫，“廓清”之速奏自然没有实现。李自成不仅没有被官兵擒斩，而且也没有被困死山中。而是积聚力量，东山再起，成为燎原之势。几年之后，就是这个李自成，迫使崇祯帝自缢于煤山，并推翻了朱明王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