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降清始末

第三节 随清军南下

洪承畴降清后，皇太极对他虽然“恩养有加”，但由于“不强令服官”。所以，在皇太极当政期间，一直没有给洪承畴委任官职，洪承畴实际上也没有起太大的作用。史书记载，只有一件事是问过洪承畴的。那就是明朝派使臣至锦州清营，要求“讲和”的问题。关于“讲和”，自皇太极继位以来，多次致书明朝，呼吁和谈。皇太极这样做，是因为明清多年交战，境内经济困难，民族和阶级矛盾也比较尖锐，急需巩固和加强统治。后来，清朝力量强大起来，为了笼络人心，皇太极仍然呼吁和谈。

对明朝来说，“讲和”就更为重要。明朝内部农民军四起；在关外，又同后金军、清军先后连年作战，财力、物力、人力消耗惨重。但是，明朝统治者，错误地吸取历史教训，认为宋朝的失败就失败在宋金议和上。因此，朝廷上从皇帝到朝臣，多数反对议和，对皇太极的呼吁，也置之不理。直至松山、锦州被围多时以后，朝臣中有些人提出议和，崇祯帝迫于形势才同意议和。崇祯帝让陈新甲负责处理此事，但又一再嘱托，要秘密行事，包括对朝中诸臣也要保密。陈新甲派兵部职方郎中马绍愉为使臣，随同前往的还有两员参将。

马绍愉于崇祯十五年(1642)正月从京师出发，至宁远同清军统帅济尔哈朗联系和谈之事。济尔哈朗提出没有崇祯帝的敕书，不能接待；实际上，他也不能作主，又派人请示皇太极。盛京的汉官祖可法、张存仁等，认为明朝在此时请和，不过是缓兵之计。马绍愉等待崇祯帝的敕书，直至三月中旬。其时松山、锦州已经被清军占领。马绍愉得到敕书，是崇祯帝给陈新甲的，“谕兵部尚书陈新甲”，敕谕写道：

据卿(指陈新甲)部奏：辽沈有休兵息民之意。中朝未轻信者，亦因以前督抚各官未曾从实奏明。今卿部累次代陈，力保其出于真心。我国家开诚怀远，似亦不难听从，以仰体上天好生之仁，以复还我祖宗恩义联络之旧，今特谕卿便宜行事，差官宣布，取有的确信音回奏。

这封“敕谕”送至盛京，皇太极看了很不满意。他认为明朝既然同清讲和，为什么崇祯帝不直接写信给他，而是写给陈新甲；还有，敕书里，充满了对清朝的藐视，说明没有和谈的诚意。但是，他仍表示愿与明朝和好；同时，也以敕谕阿济格诸王贝勒的形式，答复明朝。马绍愉看到皇太极的敕谕，自然作不了主，又去请示明朝朝廷，崇祯帝再次敕谕陈新甲，允许使臣到沈阳谈判。但对怎样谈判，敕谕中只字未提。皇太极同意明使至盛京。明使一行九十九人于五月自塔山动身。皇太极当时虽然不在沈阳，仍以隆重礼节接待明使，派诸臣至二十里以外迎接，还不断宴请；同时，在谈判中，清朝大臣提出了和好方案，以宁远的土岭为明朝边界，以塔山为清朝边界等。这个方案同历史上的宋金和议相比，对明并不苛刻。马绍愉等离开沈阳时，皇太极送了厚礼，还令大臣送至十五里以外，设宴饯行，并“以书报明国”，将和议内容均写于书内，希望“两国各能审度祸福，矜全亿兆，诚心和好”。然而，马绍愉回京以后，明清讲和的事不仅没有进展，反而中止了。原因是和谈消息传出，一些不务实际、不了解形势发展的言官，纷纷反对和谈。崇祯帝为了保“天朝”皇帝的尊严，不仅中止了和谈活动，而且杀了兵部尚书陈新甲。

那么“讲和”同洪承畴有什么关系呢?原来皇太极看到崇祯帝给陈新甲的敕书上盖有皇帝之宝的大印，心有所疑。一般来说，皇帝给大臣的敕谕，不必盖上宝印。他怀疑这印是否真是崇祯帝的。于是，他令人把这个盖有宝印的敕谕，拿给洪承畴看，以辨别真假。洪承畴看后说：

此宝札果真。昔壬申年，皇帝征察哈尔时，张家口沈巡抚六月二十八日盟事之事，明国皇帝亦悉知之，但为文臣浮议所惑，故将沈某罢巡抚之任，后来复命会议和事，又为诸文臣所阻，遂寝其事，此次请和，决非虚语。

洪承畴的这番话，解除了皇太极的疑心。皇太极相信，明朝此次议和，迫于形势，不得不和。从洪承畴那时的心境上看，对明朝还是有感情的，他希望明清能够达成和议，所以不仅辨认了宝印，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以此来促成和议的进行。

洪承畴降清一年多之后，崇德八年(1643)八月九日，皇太极突然去世。大约是积劳成疾，患了中风、高血压之类可以迅即死去的病症，终年只有五十一岁。皇太极是突然离开人世的，事先又没有立皇太子，这样，他死后必然发生争夺皇位的斗争。经过激烈的角逐，诸王达成妥协，让皇太极的第九子，当时只有六岁的福临，继承了帝位，而由皇太极的弟弟和硕睿亲王、有权势的多尔衮，担任摄政王，与皇太极的堂弟、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共同辅政，改元顺治。顺治帝在沈阳的即位，结束了满洲贵族争夺皇位的斗争。于是，清统治者的注意力，重又投向关内。

顺治元年(1644)四月初四日，清朝内秘书院大学士范文程启奏摄政王多尔衮入定中原。他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并提出“进取中原”的大计和进取的方针政策：

明之受病，已不可治。其土地人民，不患不得，患得而不为我有耳。曩者弃遵化，屠永平，一再深入而返。彼以我为无大志，纵来归附，未必抚恤，因怀携贰。今日有已服者，有未服宜抚者，是当申严纪律，秋毫勿犯；复宣谕以昔日不守内地之由，及今进取中原之意。官仍其职，民复其业，录其贤能，恤无告，大河以北，可传檄而定也。此行……必于山海长城以西，择一坚城顿兵而守，以为门户。

清入取中原是既定方针，什么时候入取，用什么方针进取，范文程起了相当的作用。

四月七日，清廷决定大举南伐。九日就正式启程，摄政王多尔衮亲自出征，豫郡王多铎、武英郡王阿济格、恭顺王孔有德、怀顺王耿仲明、智顺王尚可喜等均率军前往。这次出动的队伍空前庞大，满洲、蒙古的八旗兵出动了三分之二，汉军八旗全部出动，他们在鸣炮声中启程。洪承畴也随军前往。关键是这次出征非比一般，往昔入关，主要的目的是掳掠、骚扰中原，让明朝的统治不得安宁；抢掠之后，仍然返回辽东。这次就不同了，入关的目的如范文程所说，是要“进取中原”。因而出征的大军统帅是当时清朝实际的最高统治者多尔衮，他这时的身份是摄政王，虽然他和济尔哈朗同时辅政，但实际地位不同，从皇室亲疏关系来看，他是努尔哈赤亲生儿子，即十四子，且是爱子，而济尔哈朗只是努尔哈赤的侄儿；从权势来看，多尔衮“刑政除拜，大小国事，九王专掌之”，他还有削减诸王贝勒预政的权力，使济尔哈朗也退居多尔衮之下；从待遇上看，礼部议定，摄政王居内和出猎行军的仪礼，诸王不得平起平坐，多尔衮实际享有皇权的荣耀。由他率领大军南下，形同皇帝亲征。对于这次出征的目的，多尔衮也明确表示：

曩者三次往征明朝，俱俘虏而行。今者大举，不似先番，蒙天眷佑，要当定国安民，以希大业。

顺治帝于初八日，赐多尔衮大将军敕印时，敕书中也说道：“特命尔摄政和硕睿亲王多尔衮代统大军，往定中原。”当然，那时清朝统治者尚不知道农民军已攻入北京，崇祯帝已经吊死煤山，这从范文程的进言里，也可以看出。他只估计明朝“已不可治，河北一带定属他人”，并不知道明朝已亡，河北已属农民军。

清军南下的队伍庞大，行动缓慢，三四天里，仅走了一两百里路。行动缓慢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清朝统治者对当时形势了解的还不太具体。十三日，清军来到辽河畔。多尔衮决定向洪承畴咨询军事。洪承畴分析当前形势并献策道：

我兵之强，天下无敌，将帅同心，步伍整肃，流寇可一战而除，宇内可计日而定矣。今宜先遣官宣布王令，示以此行，特扫除乱逆，期于灭贼，有抗拒者，必将诛戮。不屠人民，不焚庐舍，不掠财物之意。仍布告各府州县，有开门归降者，官则加升，军民秋毫无犯；若抗拒不服者，城下之日，官吏诛，百姓仍予安全。有首倡内应立大功者，则破格封赏，法在必行，此要务也。况流寇初起时，遇弱则战，遇强则遁。今得京城，财足志骄，已无固志，一旦闻我军至，必焚其宫殿、府库，遁而西行。贼之骡马，不下三十余万，昼夜兼程，可二三百里。及我兵抵京，贼已远去。财物悉空，逆恶不得除，士卒无所获，亦大可惜也。今宜计道里，限时日，辎重在后，精兵在前，出其不意，从蓟州密云近京处，疾行而前，贼走则即行追剿，倘仍坐据京城以拒我，则伐之更易。如此庶逆贼扑灭，而神人之怒可回。更收其财畜，以赏士卒，殊有益也。初明之守边者，兵弱马疲，犹可轻入，今恐贼遣精锐，伏于山谷狭处，以步兵扼路，我国骑兵不能履险，宜于骑兵内选作步兵，从高处觇其埋伏。俾步兵在前，骑兵在后，比及入边，则步兵皆骑兵也，孰能御之。若沿边仍复空虚，则接踵而进，不劳余力。抵京之日，我兵连营城外，侦探勿绝，庶可断陕西、宣府、大同、真、保诸路，以备来攻。则马首所至，计日功成矣。流寇十余年来，用兵已久，虽不能与大军相拒，亦未可以昔日汉兵轻视之也。

从洪承畴对形势的分析和献策的内容，可以看出，这时的清朝统治者，已经知道李自成农民军占领北京城的事实了。洪承畴不再像范文程那样估计明朝的不可救药和河北将属于他人，而是明确地说“流寇”“今得京城”了。正是由于多尔衮得知农民军占领北京的消息，才进军缓慢，缺乏对策。于是，他想到了曾同农民军多年争战的对手洪承畴，认为洪承畴定会帮助谋划。洪承畴不负所望，果然帮他分析了形势并提出了可行的对策。洪承畴的这番进言，主要有三点：一、继范文程之后，提出清军入中原，要安抚百姓，严明军纪，以争得人心。在安抚的同时，对反抗者又要严厉镇压。当然，值得肯定的一点是，对抗拒的府、州、县，“城下之日，官吏诛”，而“百姓仍予安全”。这当然还是为争取民心，但客观上对人民是有益的。二、对农民军受到清军攻击后的去向，作出了较为符合实际的估计，同时提出具体的镇压农民军的方案。从后来的形势发展看，洪承畴的估计基本上同农民军的情况相符，农民军在山海关战败以后，果然焚宫殿、府库而西行。按照这个估计，洪承畴建议清军应加速进军，以尽快包围京师，剿灭农民军。三、提醒清朝最高统治者，不要轻视农民军。同农民军多年交战的洪承畴，是知道农民军的厉害的。他认为农民军要比明军强得多，因此不可大意。在当时来说，洪承畴的进言对多尔衮是很有用的。后来的情况进展，也更证实了洪承畴这番进言对清军入关所起的重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