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清军入关和洪承畴佐政

第二节  清军入关和洪承畴佐理机务

山海关大战结束的当天，吴三桂剃发面见清摄政王多尔衮，多尔衮为嘉奖吴三桂对清朝的忠诚，并表示对他的信任，封他为平西王，还赐他玉带，蟒袍、貂裘、鞍马、马矢等。吴三桂令山海关军民剃发，做大清的军民；多尔衮想到洪承畴的建议，要加速进击北京，就派吴三桂和阿济格、多铎一起率兵追击农民军吴三桂。想到父亲在李自成军中，家属还在北京，急不可待地率军追击，成为剿杀农民军的急先锋。多尔衮也率领大军随后而行。清军这次自山海关南下，同以往的“毁边墙而入”完全不同了，这次是以征服中原为目的。因此，多尔衮考虑到范文程在沈阳的进言和洪承畴在辽河的建议，对各处官民发布的谕令，檄文极力争取民心，尤其是争取汉族地主阶级的支持。还在山海关时，多尔衮就与清朝诸将誓约： 

“此次出师，所以除暴救民、灭流寇以安天下也；今入关西征，勿杀无辜、勿掠财物，勿焚庐舍、不如约者，罪之”。 

《清世祖实录稿》里，对他这段文字记载得更为具体明确： 

“此番出师，原欲苏尔民命，灭流寇而定天下，非如从前掳掠。尔等勿畏我军，商者商，农者农，各安堵如故。更与诸将誓；若入汉境，勿杀无辜，勿掠财物，勿焚庐舍，不如约者，罪之。” 

上面这段话前半部分是对关内百姓说的；后半部分是对清军将领的约法。 

在此之前清军进入关内，曾有多次。天聪三年，皇太极就曾亲率大军破边墙围攻北京。这以后，清军又于天聪八年（1634年）、崇德元年（1636年）、三年 （1638年）、七年 （1642年），几次入关，但这几次入关的目的并不在于得城池土地，而主要是去掠取子女玉帛，以消耗明朝的经济和军事力量。崇德三年的一次入关，由多尔衮率领，越过北京，闯进河北、山东，“转掠二千里”多，俘获人畜计46万多口，掠得黄金4039两，白银97万多两。 

这次清军南下，为进占中原，必须争得民心。由于汉臣的一再提醒，尤其是范文程、洪承畴等人的提醒，多尔衮在入关以后是比较重视这个问题的。范文程向明朝官吏百姓传檄： 

“义师为尔复君父仇，非杀尔百姓，今所诛者惟闯贼。吏来归，复其位；民来归，复其业。师行以律，必不汝害。” 

清军也一再下令： 

“不许擅取为奴，不许跣剥衣服，不许拆毁屋舍，不许妄取民间器用，……犯此令者，杀一儆众”。吴三桂是明朝旧官，多尔衮认为他的话容易为汉官接受，就让他以自己的名义发出檄文，号召汉官汉民归顺清朝。吴三桂的檄文说： 

平西亲王吴，为安抚残黎以救民生事；照得逆闯李自成，戕主贼民，窥窃神器，滔天罪恶，罄竹难书。荷蒙大清朝垂念历世旧好，特命摄政王殿下大兴问罪之师，怀绥万帮，用跻和平之城。仁声所播，义无拂命，……为此示仰一带地方官生军民人等，务期仰体大清朝安民德意，速速投诚皈命，各安职业，共保身家，毋得执拗迷谬，自罹玉石俱焚之惨，未便，特谕。顺治元年四月廿六日榜。 

招抚政策的确起到作用，加之农民军撤退之后，北京一带早已没有明军。清军进京途中，一路没有战斗，各地地方官和士绅，望风而降。清军到达抚宁，知县侯益光等率众迎出五里外。多尔衮赐他袍服，令他仍任原官，还开仓赈济百姓。多尔衮发出告示，让百姓各安其业，让军队不许入城，一律在县城以西十里外宿营，接着，清军到昌黎、滦州、开平卫、丰润等地，各地官员均率百姓迎降，多尔衮也都赐以袍服，并令军队在城外宿营。这一切收买民心、招抚汉族地主官绅的做法，博得明朝官绅的好感，也使百姓松了一口气。这就为清朝入关统治，奠定了良好的开端。四月三十一日晚，清军到达蓟县，这天正是李自成撤出北京的日子。多尔衮得到大顺军撤离北京的消息，又一次想起洪承畴于辽河的进言： 

“我兵抵京，贼已远去，财物悉空，逆恶不得除，士卒无所获，亦大惜也。” 

于是他立即命阿济格、多铎和吴三桂率师急追，先不入京。他自己继续赶往北京，五月一日到通州。第二天一早，多尔衮动身前往北京。那时候的北京城经过一场大雨，熄灭了农民军点燃的熊熊烈火。宫中除武英殿、文华殿，宫外的大明门、正阳门外，主要建筑都已烧毁或烧残。地主官绅待农民军撤出后重新建立了他们的天下，一些明朝旧官自动出来维持统治秩序，一些明朝遗老为崇祯设立牌位发丧哭灵。他们并不知道吴三桂已经投降了清朝，只是传说他打败了李自成，夺回了明太子，将要奉明太子回北京即位，重兴大明天下。明朝旧官遗老都聚集在北京城朝阳门外焚香恭迎吴三桂、明太子和大清义师。明朝锦衣卫官员还为明太子准备了銮仪法驾。远处传来嘈杂的马声，迎接者忙跪倒在道旁，有人还在山呼万岁。然而，这些人抬起头来看到的不是吴三桂、明太子，而是胡服辫发的清朝摄政王多尔衮，一个个不胜惊愕。很他们很快就明白过来，并请多尔衮换乘明朝皇帝的辇车。多尔衮先还推辞，说他是效法周公辅幼主，不能乘辇车，众官员一再叩头相请，并说周公曾坐在王位上代管国家大政，你自然也可以乘辇，多尔衮这才表示同意，并说我来平定天下，不能不听大家的意见，于是，多尔衮入城，从长安门进皇宫，进武英殿，下辇升座，原明朝大小官员及宦官七八千人向他朝拜伏呼万岁。随多尔衮入京的汉官中，就有洪承畴一个，他这次入京同几年前也大不相同，几年前入京，是作为挽救明王朝的重臣，而这次是作为欣欣向荣的大清王朝的开国朝臣。 

清军进入北京时，北京城内民心不安、据《朝鲜李朝实录》记载： 

京畿内外“连经兵火，又值大旱，远近田畴，尽为兵马所蹂躏，城底数百里，野无青草，城中之人，相聚为盗，多有杀越夺掠之患。” 

面对这种形势，多尔衮将采取什么政策呢？他的哥哥八王阿济格对他说：“今宜乘此兵威，大肆屠戮，留置诸王以镇燕都，而大兵则或还守沈阳，或退保山海，可无后患。”多尔衮没有听阿济格的劝说，他想到皇太极在世时的宏图大业；“若得北京，当即徙都，以图进取”，认为目前人心未定，如若弃京师东还，这番努力就前功尽了。为安定民心，多尔衮进一步采纳范文程、洪承畴等人的建议：“非又安百姓不可”，“不屠人民，不焚庐舍，不掠财物。”他命令清军在城外驻扎，“使龙将等管门，严禁清人（指清军）及我国（此处指朝鲜）人毋得出入，故清人及臣行人马皆在城外矣。”清军将士出入城门，都要有多尔衮的标旗。他还下令不许兵士入老百姓家，“军兵之出入民家者，论以斩律”。他又规定，军队宿营，只许在道旁埋锅造饭，不许进入百姓家。对帮助清军作战的蒙古人马，多尔衮也让他们暂时回去，待秋天大举南下时再来，目的还是为了避免军队骚扰百姓。原来进京时，一些故明的地方官绅，借搜捕农民军，纷纷向清军告发。范文程认为这样会造成相互仇杀，加重局势的不安，请多尔衮下令禁止。多尔衮立即接受。他还连续下令，“严禁士卒抢夺”，“禁隐匿宫女及无主财物子女，犯者籍其家。”这些做法，果然收到效果，“入关之初，严禁杀掠，中原人士无不悦服”。城内外躲避起来的居民，渐渐有些人出来照常生活。 

那时北京城的故明官吏大都归降过李自成的大顺政权，他们担心吴三桂和清军入城后，会把自己视为“从逆伪官”。 多尔衮也用范文程、洪承畴等人的建议，“大张榜示，与诸朝绅荡涤前秽”宣布“官来归者复其官，”降清的汉族文武官员，都升级任用。晓谕“故明内外官民人等曰：各衙门官员俱照旧录用，可速将职名开报。……其避贼回籍隐居山林者，亦具以闻，仍以原官录用”他又令故明内阁部院诸臣，以原官同满洲官共同处理政事，多尔衮还令兵部传檄京师各郡县，凡是归顺的，官吏晋升，军士和百姓不必迁徙。就连故明诸王来归降，也维持他们的原来爵位。这些政令一行颁布，故明官绅贵人，弹冠相庆，“朝野一时懽然服从，如大旱之得时雨也”，到五月下旬，故明官贵，重又活跃起来，街市上已是“冠盖如云”。 

为了争取明朝降官和汉族地主的支持，清朝入京后的第二天，多尔衮令官吏军民为明朝崇祯皇帝发丧。多尔衮在争取吴三桂降清时，一反过去与明为敌的态度，打出“发仁义之师，灭广流贼（指农民军），为明朝报君父之仇”的旗号，争取到吴三桂降清；接着，他又打着这个旗号进入山海关，进入北京城，这个旗号是清朝争取汉族地主的法宝、汉族地主仇恨农民军，自然同情在农民军进北京城前夕吊死煤山的崇祯帝。清朝为崇祯发丧，表明它“抚定燕京，乃得之于闯贼，非取之于明朝也”，更表明它是站在农民军对立面的；也表明它们对敌对的明朝皇帝不念旧恶，宽宏大量。这种做法利用了普通市民怀旧心理，得到他们赞同。五月初四，多尔衮向故明官员、耆老、兵民发出谕旨： 

流贼李自成原系故明百姓，纠集醜类，逼陷京城，弑主暴尸，括取诸王、公主、驸马、官民财货，酷刑肆虐，诚天人共愤，法不容诛者。我虽敌国，深用悯伤，今令官民人等为崇祯帝服丧三日，以展舆情，著礼部、太常寺，备帝礼具葬。 

这道谕旨一下，“官民大悦，皆颂我朝仁义”。多尔衮命礼部侍郎杨汝成负责此事。杨汝成说典礼浩繁，自己一个人承担不了。多尔衮又令汉官举荐人才，推出了曾建议崇祯南迁的李明睿。多尔衮任他为礼部左侍郎。李推辞不想干，多尔衮对他说： 

“你们的皇帝还没收殓，明天就要让京城官民等人哭灵，没有神主，怎么哭灵？没有谥号，怎么立神主灵牌？” 

李明睿为这话感动了，痛哭流涕，答应下来。经朝臣议定，朱由检为怀宗端皇帝，周皇后为烈皇后，安奉神主于帝王庙。从初六开始，官民哭灵三日。前面说过，在此之前，大顺政权已将崇祯帝后梓宫迁至昌平，葬于田贵妃墓。至五月二十二日，清朝仍用此墓以帝礼改，名为思陵。不久，多尔衮命内院大学士冯铨“祭故明太祖及诸帝”，又“以故明太祖牌入历代帝王庙”。还在明朝长陵以下14陵设官守护，对那些过去抗拒农民军自杀的故明官员，准他们的家属扶柩还乡，即使家在江南的，也给他们写了文书，能一路畅通无阻。这种做法，自然使汉族官绅感恩不尽。 

清军入关前后，所到之处，都要求当地官民剃发，作为归顺的标志。多尔衮入北京的第二天，派人持檄在城内外招抚，檄文中明确规定： 

“檄文到日，薙发归顺者，地方官各升一级。……有虽称归顺而不薙发者，是有狐疑观望之意。……凡投诚官吏军民皆著薙发，衣冠悉遵本朝制度。” 

这就是说北京城内外的官民等都必须剃发，并限定时间，否则就是抗拒，要“问罪”的。用强制的手段勒令一个民族改变久远的风俗习惯，必然招致这个民族的反抗。清朝进入北京时，由于多尔衮听了范文程、洪承畴等人的意见，将兵马屯于城外，不许官兵骚扰百姓，本来已经解除了一些北京人对清军的顾虑和反感。但是，剃发的事，却激起北京人的愤怒。加之，一些地痞无赖、在街市上专门寻找百姓，强行摘帽剃头，搞得人心惶惶。随同清军到北京的朝鲜人，目睹了这种现象：

 “及有剃头之举，民皆愤怒，或见我人泣而言曰：我以何罪独为此剃头乎？” 

他们认为，勒令薙发的决定，“非收拾人心之道也。”在这种情况下，多尔衮不得不改变政策，于五月二十三日，又向兵部传谕说： 

“予前因归顺之民，无所分别，故令其薙发，以别顺逆。今闻其拂民感，反非予以文教定民之本心矣，自兹以后，天下臣民，照旧束发，悉从其便。” 

清朝宣大总督吴孳昌认为这样传逾还不够，就向多尔衮建议说，远处百姓，不知道这个规定，还是疑惧不安，有地想归顺，但害怕剃头，不敢前来归顺。多尔衮就又让人发出20道令旨。 

“先行宣示，仍许誉刻，以便广布都门，万国朝宗，五方走集。无论有发无法，自当一体通行。” 

既然免了剃发，衣冠也就无从再“遵本朝制度”了。当时清山东巡按朱朗鑅，上书多尔衮，问“新补官吏仍以纱帽圆领临民莅事”行不行？多尔衮只好回复：“目下急剿逆贼，兵务方殷，衣冠礼乐未遑制定。近日持管简用各官，都且照依明式速制本品冠服，以便谢恩莅事”。 

为安定民心，清朝入关后，宣布取消明末的加派。明末的“三饷”数目之多，已为明朝政府正赋的数倍，因此人民对加派的“三饷”，恨之入骨。顺治元年十月，多尔衮颁诏天下：“自顺治元年五月初一起，按田征解，凡加派辽饷、新饷、练饷召买等项，悉行免”。清政府规定，按明朝万历时清丈后的赋额。这样，人民的赋税负担总算比明朝末年减轻了许多。据记载，其时赋税“岁减数百万两，民赖以苏。” 多尔衮还几次谕令减免赋税。入京后，他令“大兵经过之处，田地被伤者，免今年田赋之半。河北各府州县，免三分之一”。 关津商税也普免一年。 

入京后，多尔衮依据范文程、洪承畴等人的建议，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总算使北京城安定下来，并博得汉族地主阶级的欢心。他们盛赞清军入关的功绩说：“清军杀退逆贼，恢复燕京，又发丧安葬先帝，举国感清朝之情，可以垂史书，传不朽矣。”就连抗清坚定的南明大学士史可法，也为此事称颂多尔衮道： 

殿下入都，为我先帝后发丧成礼，扫清宫殿，抚辑群黎，且免雍发之令，亦不忘本朝，此等举动，震古烁今凡为大明臣子，无不长跪北面，顶礼加额，岂但如明谕所云“感恩图报’已乎？ 

多尔衮能够采取上述一系列措施，主要还是他周围的汉臣在起作用，尤其是范文程和洪承畴两人所起的作用更大。正是由于他二人起的作用大，所以多尔衮比皇太极敢于任用汉臣，包括入京以后，征招的故明阉党大学士冯铨，也委以重任。对入关前降清、且为清军入关作出贡献的洪承畴，自然倍加重用。六月初一日，“令洪承畴仍以太子太保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同内院佐理机务”，“遂为秘书院大学士”。还在皇太极时，清朝即仿照明朝内阁，设立内三院，即国史、秘书、弘文三院，每院设大学士一人，学士二人（有的是一人）。同内国史院负责记注皇帝起居诏令，收藏御制文字，编纂史册及历代实录。内秘书院负责撰拟致外国往来书礼，录各衙门奏疏及皇帝敕谕。内弘文院负责注释历代行事进讲，并颁行制度。内院大学士参与机要，起着皇帝助手和参谋、秘书的作用。内三院实际还是原来文馆的扩大，远没有明朝内阁的权力。从地位上看，内三院比六部低。内容是一品衙门，内三院是二品衙门，而汉官大学士，有的只是五品。六部地位高于内院的重要原因是，六部尚书多为满洲贵族多尔衮入京时，洪承畴实际上已在内院协助多尔衮办理机务。他发现内院所办的都是些关系不大的事，从加强中央集权的角度看，应当提高内源权力，才能协助当时实际上的皇帝多尔衮，处理好朝政。但是，那时洪承畴在名誉上并非内院的大臣不好对内院的权力问题提出意见。六月初一，洪承畴得到多尔衮的正式任命，第二天，他就和冯铨向多尔衮进言： 

国家要务莫大于用人行政。臣等备员内院，凡事皆当与闻。今各部题奏，俱未悉知，索票拟者，不过官民奏闻之事而已，夫内院不得与闻，况六科乎！倘有乖误，臣等凭何指陈，六科凭何摘参？按明时旧例，凡内外文武官民条奏并各部院覆奏本章，皆不内阁票拟，已经批红者，仍由内阁分下六科，抄发各部院。所以防微杜渐，意至深远。以后用人行政要务，乞发内院票拟，奏请裁定。 

从进言的内容可以看出洪承畴在内院办理事务非止一日，否则他怎么会知道内院所票拟的不过官民奏闻的事情，而各部的题本奏章内院都不知道呢？正由于非止一日，他在到任的第一天才能，也才敢为内院权力事，向多尔衮提出建议。至于和他共同进言的冯铨，虽然人品不好，但由于在明朝时就任内阁大学士，对明朝内阁的权限、作用，自然熟知。他是多尔衮慕名征召来的.以原官 （即明内阁大学士官衔） 在内院佐理机务。洪承畴、冯锋的进言，绝不单是为他们个人争权，而是从有利于加强中央集权考虑的。内院官员是帮助皇帝出谋策划、处理军国大事的。但洪承畴到任时，各部的题本奏章都不送内院，内院就谈不到参与处理这些题本奏章，如果有错误，也自然无从进谏。而且，内院都参与不了，更何况六科了。六科是明初时所设，各设给事中，他们的主要任务是辅助皇帝处理奏章，同时稽查驳正六部工作中的违误。但给事中的地位比较低，清初为正五品的官员。他俩认为帮助皇帝处理军国大事的机构如内院，辅助皇帝稽查六部工作的机构如六科，要是都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就会影响最高统治者的决策，就容易犯错误。因此，他们提出仍按明朝旧例，内外文武官民的奏章和各部院覆奏的本章，都要通过内院，由内院根据所奏情况，拟定办法，再送呈皇帝，由皇帝批红后，仍回到内院，再由内院发到六科，让六科去抄送发各部院。这样反复，就可以防微杜渐了。他们建议的实质，是要使内院成为皇帝之下的最高权力机构，即相当于明朝的内阁。从当时来看，他们的建议是有利于加强清朝统治的，因此得到多尔衮的赞同。多尔衮很倚重内院大学士，也很信任他们，几乎和他们天天在一起议论军国大事。大学士中最有影响的，就有洪承畴一个。在多尔衮执政的时代，内三院并未成为皇帝之下的最高权力机构，而只是一个没有实权的顾问班子。这同多尔衮对汉人有所防范是分不开的。后来，多尔衮发现“凡陈奏本章照故明例，殊觉迟误。”所谓照故明例，就是一切本章均通过内院。他认为这样做太慢了，有时会误事。于是，他就在次年三月十五日，令各部院一切疏奏章本，可直接送给他本人；有关各部的，应先送有关各部，由部臣转奏，如各部处理不当，或有冤情，部臣不肯上达的，或是涉及告部臣本人的奏章，可以通过都察院上奏。这样一来，通过内院的题本奏章就很少了，即“其有与各部无涉，或条陈政事，或外国机密，或奇特谋略，此等本章，俱赴内院转奏。”这样执行了没几天，多尔衮觉得这样做，又出现了洪承畴前次所提出的问题，于是又在四月十一日，重又下令一切奏章仍然要通过内院这说明洪承畴等的建议是合理的，尽管执行中存在一些问题，但总的来说是行之有效的。这种由内院票拟的制度，一直行使到雍正帝时有了军机处，才改由军机处用面奉谕旨的名义对各部及各地发布指示。 

内院由于洪承畴、冯铨的建议，地位提高了，但内院大学士比明朝内阁大学士的官小得多，地位也比较低。那时候，六部的大臣和出征的武将，经常参加各种宴会，有的人一天竟出席20次宴会。但内院大学士却很少被邀参加宴会。在顺治二年 （1645年）三月，各部院定品级时，六部由一品衙门降为二品衙门，内三院仍保持二品衙门的地位。几个月之后，朝廷定文武官员的品级时，六部尚书却与都察院、理藩院承政等，均定为一品；内院大学士只和六部、都察院、理藩院的副职即侍郎和参政相同，都定为二品官。到顺治帝亲政以后，内院的地位一度提高，甚至改名为内阁；内院大学士也成为与六部尚书相同的一品官。这种改革应当说是同洪承畴等人的努力分不开的。 

为了安定北京的秩序，洪承畴还同冯铨上本，对北京的缉查工作提出具体的建议。七月下旬，多尔衮曾奏令旨，说当时“京城门外及郊”，“盗贼公行，居民不安”，原因是“巡辑不严”，内院传谕“监管衙门，日夜上紧料理”不得玩忽职守。冯铨和洪”，令承畴认为，除原来的一些巡防布置外，由于弓兵皂役人员不多只能在关城巡察，很难道远处缉捕。因此，他们提出参照明朝旧例，在京郊设巡捕营，配备两员参将，将东西二营改为南北二营，把总十员，巡逻兵丁 1760 名。这样，京城外三四十里，都可巡逻到。对于巡兵的供给，他们也提出具体建议，那就是；由原来旧例每名每月支米一石，改为支米五斗，外加支银五钱。这样就可以“补五城巡捕营之所不足”， 承而且还可以把地方发生的抢劫等事，及时上报本城御史，再由本城御史上报内院，同时又能及早速速跟踪追捕。他们还提出，凡能“当场人赃擒获者为上上攻，次日人贼并获者，亦为上攻，第三四日得获者，为中功，迟而获者为下。若隐匿不报或延迟后报，·或获而诬陷平民者，该管员役必罪不宥。”要求兵部和有关官吏“以功罪以为功罪”，“凡徇私滥用匪人，以致捕务不举，扰害平民”的，兵部不能推卸责任。同时，他们认为这项差事也很艰苦，必须按时支给足够的粮饷。洪承畴和冯铨所上的这本奏文，对清初巩固中央政权在北京的统治和安定社会秩序，都是很重要的。当然他们所说要缉捕的盗贼，有些是真正扰害社会治安的；有些则是为生计所迫、被迫铤而走险的百姓。他们的建议自然是站在封建统治者的立场提出来的。 

洪承畴佐理机务的另一件大事就是帮助筹办福临的登基大典。顺治元年 （1644 年） 十月初一日黎明，内院官员奏请福临即顺治帝，前往天坛。七岁的福临身穿天青色礼服，乘坐辇车出大清门去北京城南的天坛。前面有众多的仪仗，后面是多尔衮率众亲王和满洲贵族以及文武百官的长列。祭天典礼在天坛的圈丘举行。这是一座用蓝色玻璃砖砌成的圆坛，镶嵌在外方里圆的两重高大的围墙里。圆丘用于祭天，根据“天圆地方”的概念建为圆形。站在圆坛上，只能看到蔚蓝的天空，脚下是一片蓝色，更给人增加了“天”的感觉。自明成祖以来，皇帝祭天的大典，都在这里举行。皇帝即位，自命为天意，自然要到圆丘祭天。满洲虽为少数民族，但从皇太极即大清皇帝位时，就已采用了汉族封建皇帝的传统仪式，首先到盛京 （今沈阳） 德盛门外的天坛去祭告天地，表明”君权神授“。已经入关的福临即位仪式，在汉人影响下，自然更要这样去做。福临由昭亨门降辇入圆丘，百官列于东西两侧；奏乐开始，福临至神位前上香、行礼献玉帛等，再读祝文，祝文中宣布，仍用大清国号，以顺治纪元，定鼎燕京。然后，皇帝和众臣再次行礼，还经过献礼、祝帛等程序。举行仪式时，天还没有大亮，圆丘南面的燎炉里，燃烧起松柏木、檀香木，香烟缭绕，香味袭人，给仪式增添了光明.也增添了庄严、神秘的气氛。仪式过后，侍从才为福临黄袍加身，南面独坐，文武百官列于两厢，大学士刚林呈上宝玺，向他祝贺，百官向皇帝行三跪九叩礼。至此，告天之礼结束，福临正式成为入关后的清朝皇帝。

 福临这个小孩子的入关即位，全部是摄政王多尔衮在汉族大臣帮助下安排的。早在多尔衮入京十天之后，汉族大臣都察院参政祖可法、张存仁就上疏指出京城的重要地位。

 正因为如此，多尔衮在迎接福临到来的同时，积极筹备福临在北京的登基大典。前面说过，福临在关外已经即帝位，那么为什么还要在入关后再举行一次登基大典呢？这是多尔衮和内院大学士范文程。洪承畴等人精心安排的。无论是皇太极的即位，还是福临在关外的即位，都只能说明，他们是中国东北地区的一个民族政权的最高统治者。尽管清朝再强大，统治的地区也很有限，谁也不会认为 （包括他们自己） 是中国的统治者。而福临入关后的登基就不同了。他是在元、明两朝的都城登基，这就预示着他的统治范围不再是偏于一隅，也不仅限于北京、河北地区而是要“定天下”，也就是定中国。因此，福临的第二次登基是非常重要的，无论对他本人还是对清朝来说，这次登基远比第一次重要。因为这将使他成为全中国的统治者。正由于它如此重要，所以，多尔衮和大学士们对这次登基大典的礼仪十分重视。多尔衮为了不致惹中原人笑话，明确指示，要有关人员按照历代传统制度去办，“不得草率涵乱，有亵大典”也就是说，他要求筹办的人完全依中原的典章制度来筹办大典，这才能让福临做一个中原王朝的统治者。

 洪承畴等汉族内院大学士为筹备登基大典积极参与其事。在礼部将一应礼仪上奏多尔衮，并请示定乐章时，洪承畴和冯铨谢升等提出郊庙乐章的用字。他们说：

 郊庙及社稷乐章，前代各最佳名，以昭一代之制。除汉魏曲名各别，不可枚举外，梁用雅，北齐及隋用夏，唐用和，宋用安，金用宁，元宗庙用宁，郊社用成，明朝用和，本朝削平寇乱以有天下，拟改用平字。郊祀九奏；迎神奏始平，奠玉帛奏景平，进俎奏咸平，初献奏寿平，亚献奏嘉平，终献奏雍平，徽馔奏熙平，送神奏太平，望燎宗庙六奏……社稷七奏……

 多尔衮立即同意他们所奏定的郊祀、宗庙、社稷乐章。 

福临在北京的登基仪式，完全按照中原王朝的登基制度举行。而这些典章制度，主要是靠故明降臣来制定的。实际上，清朝开国制度，除八旗制度外，其余官制、典章制度，基本沿袭明朝制度。这同清初任用汉族降臣是不无关系的。在他们的打扮之后，福临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原之主。故明降臣也起了很大的作用。这作用归结起来有三方面：一是出谋策划帮助清军入关、打天下：一是出谋策划帮助清朝安定人心，使清朝在关内的统治站住脚跟；一是帮助清朝制订典章制度，建立封建统治秩序。在这三方面，洪承畴如前所述都有重要贡献。

 洪承畴这时期的作用还表现在积极劝导满洲贵族，尤其是最高统治者皇帝，学习汉族地主的封建文化。顺治二年 （1645 年）三月，他和冯铨等奏请选派满汉词臣向顺治帝进讲六经。奏言中说：

 上古帝王奠安天下，必以修德勤学为首务。故金世宗、元世祖皆博综典籍，勤于文学，至今犹称颂不衰。皇上承太祖、太宗之大统，聪明天纵，前代未有。今满书具已熟习，但帝王修身治人之道，尽备于六经，一日之间，万机待理，必习汉文，晓汉语，始上意得达，而下情易通。伏祈择满汉词臣，朝朝进讲，则圣德日进，而治化益光矣。

 他们的意思就是要福临不仅熟习满书，更要学汉语、读汉书，精通儒家经典，才能够在中原地区进行统治，否则就做不到“上意得达，下情易通”了。早在皇太极当政时，就已有汉官王文奎劝满洲贵族和皇太极本人要熟悉《四书》和史籍。王文奎在奏疏中说： 

其帝王治平之道，微妙者载在《四书》，明显者详诸史籍，宜于八固山读书之笔帖式内，选一二伶俐通文者更于秀才内选一二老成明察者，讲解翻写，日进《四书》两段、《通鉴》一章。汗于听政之暇，观览默会，日知月积，身体力行，作之不止，乃成君子。皇太极对王文奎的建议十分赞成，从他本人的爱好者，就“性嗜典籍”，读的史书很多，并令人翻译辽、宋、金、元四史中有关治要者，以供满洲贵族观览。皇太极对满洲贵族的统治还只限在关外，他就已经认识到读儒家经典和史书的必要；满洲贵族入关后，这种必要就更成为不可缺少的了。从多尔衮的言谈中，可以看出他也是熟悉历史的，入北京以后，局势稍定，多尔衮令选满洲官员子弟入国子监读书，学习满文和汉书。他还组织人翻译，《洪武宝训》，以供满洲贵族学习。这都说明他看到了满洲贵族需要熟悉经史的重要性。洪承畴等人的建议虽然没被多尔衮采纳，但福临亲政以后，很热衷于吸收先进的汉族文化和典章制度。 

洪承畴这时期还参加撰修《明史》的工作。顺治二年五月初，洪承畴和冯铨、李建泰、范文程等奉旨总裁《明史》。他们又奏请设副总裁官，让学士詹霸、赖衮、伊图、宁完我等人担任：并选郎廷佐、图海等篡修官，又选石图等七人为收掌官，古录等十人为满字眷录官，吴邦豸等 36 人负责汉字誉录和收发草本等事宜。多尔衮都同意了。但是，当时由于明朝晚期的史料缺乏，洪承畴等对编明史也有许多顾虑，所以这次修史成效不大。清朝初建，最高统治者吸取明的教训，对臣下要求严格，象洪承畴这样的大臣，自然得到多尔衮的赏识。在这期间，多尔衮重赐洪承畴貂皮朝衣、貂褂、缎正、银两、庄园、奴婢等牛马物。与他同进得到赏赐的有八旗的固山额真、内院大学士和六部尚书等官。不过，这些人每人的赐物只有一匹马，同洪承畴所得之多，无法相比。清军入关赐给降臣的物品不少，但像洪承畴一次得到如此多的赐物的也很罕见。何况，洪承畴是在入关前降清的，当时已得到皇太极的赏赐。入关后对他的这次赏赐，说明洪承畴对清军入关作出较大的贡献，同时也说明多尔衮很赏识他为官的才干和作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