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清军南下和洪承畴总督军务

第一节 清军南下和弘光小朝廷的灭亡

清朝进入北京以后，面临的劲敌仍是农民军。因此，多尔衮在入京同时，命吴三桂和英王阿济格、豫王多铎率部追击农民军。农民军携带大量辎重，行进缓慢。眼看清军已经逼近，李自成让辎重先行，轻兵殿后作战。在庆都 （今河北望都）、定州（今河北定县），农民军和追击的清军进行了激烈的战斗，农民军接连失败，部将谷可成战死，李自成本人也负了伤。河北、河南许多州县闻讯，纷纷背叛农民军。然而，这毕竟是一支身经百战的农民军，他们逐渐克服了撤退中的散乱，进入山西以后，李自成和众将商议，把防御重点放在山西、河南，用武力平定了那里的叛乱，这些地方的政权取得相对稳定，使清军难以继续取胜，清军在吴三桂、阿济格、多铎率领下追到保定时，已是人困马乏，于是他们返回北京。

六月，李自成回到西安，经过一番整顿安排，七月初，他指挥农民军开始局部反攻，但成效不是很大。这时，清朝忙于安定京畿，只派故明恭候之弟吴惟华前往山西招抚。归顺大顺政权的故明大同总兵姜瓖，杀大顺节度使韩文铨等，降清。吴惟华乘势招抚大同以南的代州等地，雁北地区逐步为清军占有。吴惟华为取得更大进展，于八月初向多尔衮上陈征西五策，大意是说：

一、山西百姓虽然急切地想归顺大清，但是大顺政权的一些官员仍然据守城池抗清，像陈永福、南梦云、王安民等，兵力还不少。我虽率军进取，但恐孤军力弱，请发重兵出关，合力驱剿，山西指日可取。

二、平西王吴三桂与农民军有不共戴天之仇，大学士洪承畴过去在明朝任陕西三边总督，为三秦将吏所服，我请求让他二人统率西征军队前来，这样三秦军民会闻风归顺，农民军的气焰很快就会被扑灭。

三……。

关键是这第二条中，他举荐吴三桂和洪承畴为西征统帅。其中举洪承畴的理由是他素为三秦将吏所服。这里还包含一层意思，即洪承畴熟悉陕西地区情况，尤其是熟悉同农民军作战，这是作为西征军统帅的有利条件。当然，多尔衮后来并没有派洪承畴去西征，只派了吴三桂等人，没派洪承畴的原因，大约是由于清朝才进北京百废待举，很需要像洪承畴这种出谋策划的人才。

多尔衮完成福临在京的登基大礼之后，就着手统一中国的行动。十月十九日，多尔衮派英王阿济格为靖远大将军，率清军征讨大顺军。平西王吴三桂、智顺王尚可喜率所部随从。这支人马共有 3 万多人。他们预计经山西攻陕北，然后南下西安，一举消灭大顺政权。经过宣府、大同时，他们又征调了两镇的降兵，增加了5 万人。

几天以后，多尔衮又派豫王多铎为定国大将军，率清军收取江南。恭顺王孔有德、怀顺王耿仲明率所部随从。这支人马有两万多人。清朝派出这两支人马，目的是消灭农民军和南明势力，以统一中国。然而，清军的进展并非想象的那么顺利。大顺军的局部反攻，在河南取得成绩，清军在怀庆 （今河南沁阳）一带战败，向北京朝廷告急。多尔衮得到消息，改变了两路出击的作战方针，急忙令多铎停止进攻南明，先去救援怀庆，然后进军潼关，和英亲王阿济格共同夹攻西安。这就是说，鉴于农民军力量的强大，清廷决定先合力消灭农民军，再去收拾南明。多铎率军到达怀庆后，农民军自知兵力不足，撤退了。清军继续西进，多铎于这年十二月下旬进抵潼关。

李自成原来只防备了准备进攻陕北的清军，没有想到多铎的军队来得如此迅速，急忙率众赶往潼关。农民军和多铎的清军几经搏战，不断失利，损失很大。这时阿济格的清军已攻占陕北，向西安推进。李自成被迫放弃西安，向河南、湖广转移。清军很快进入西安。多尔衮又令多铎仍照原来的计划进攻南明，让阿济格去追击大顺军。大顺军在河南停留一个多月，待阿济格军队追来才转道南下湖北。他们很快占领武昌、襄阳，但清军踏着他们的足迹，随后即到。李自成决定东下南京，没有顾及后方。清军追赶很急，大顺军连连失利，大将刘宗敏、军师宋献策都被俘获，丞相牛金星见大势已去，不辞而别。东进的路又被清军所截。李自成只好转而向江西、湖南进军。

顺治二年（1645年）五月初，李自成率农民军途经湖北通山县九宫山下，他带领二三十人先去观察地形，遭到当地地主武装袭击，在搏斗中被杀害。随后而至的农民军“满营聚哭”，立即对这支武装进行报复。接着，农民军继续进军湖南，不久同自陕北撤出的李自成部下李过，高一功部会师，开展了艰苦卓绝的抗清斗争。

多铎率领的清军于顺治二年二月从西安出发，向南京进军他们先入河南，攻占南明在河南的州县，继续南下，至四月中旬，已经迫近南明的重要城市扬州。

南明政权是在清军进入北京时建立起来的。还在崇祯帝吊死煤山消息传到江南的时候，南京的明朝官吏，以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为首，发布檄文，号召各地勤王。同时，他们也在考虑明王朝的继承人问题。崇祯的儿子都没逃出北京，他们只能从藩王中挑选。那时陆续逃到南京的藩王有潞王、周王、鲁王、福王等其中福王是明神宗的直系子孙。但福王朱由崧昏庸无才，而潞王较为贤明。史可法等重臣主张立潞王，而到南京的凤阳总督马士英，是阉党头目，则主张立福王，以便于他操纵，马士英联络了一些实力派宣布拥立福王。顺治元年五月十五日，朱由崧即帝位，以明年（1645 年）为弘光元年，南明的弘光政权就这样建立了。这个政权占有全国最富有的地区，兵力近百万。但是这个政权很腐朽，朱由崧不仅昏庸无才，而且荒淫无耻。他的宫中挂了一副对联：

万事不如杯在手，百年几见月当头。

他终日饮酒作乐，不理政事。还得意地说：“天下事有老马在”。即位的这年旧历除夕，朱由崧闷闷不乐，朝臣以为他忧虑国事或是思念先帝，请他解忧节哀，不料朱由崧竟说：

“所忧者梨园子弟无一佳者，意欲广选良家以充掖庭，惟诸卿早行之耳”。

朱由崧不理国事，大权落到马士英手中。马士英为专权，把史可法挤出南京，把正直的官员罢免。相反，拉拢一些阉党为官。如阉党阮大铖，任为兵部尚书。他们相互勾结，公开卖爵鬻官。弘光政权绝大多数官僚，对清朝欲入主中原，没有认识。吴三桂同清朝勾结、清军入关的消息传来，不少大臣还希望“两家一家，同心杀灭逆贼，共享太平”。大顺军从北京撤出、不断受到挫折的消息传来，弘光朝廷上下，异常兴奋，认为可借清兵力量摧毁农民军。弘光朝廷主要官员 （包括马士英、史可法在内）的这种思想，使他们在这年七月，派兵部右侍郎左懋第为正使，左都督陈洪范、太仆寺少卿马绍愉等为使团成员，一同北行议和。使团携带了1000两黄金、10万两白银、1万匹，作为酬谢清军镇压农民军的礼物。同时，他们携带了封吴三桂为蓟国公的诏书，让他“永镇燕京，东通建州”，并犒赏他银子 1万两、绢 2000匹。此外，他们还携带了弘光政权江北四大镇将之一刘泽清，致吴三桂和致洪承畴、冯铨、金之俊的几封私书。刘泽清出身无赖，乘明末战乱，飞黄腾达，成为地方割据军阀。他让左懋第带上两封私书，表面上是促使收书人协助使团达成与清和议。

实际上，由于当时清朝势力强大，他是为自己留一条降清的后路。在使团出发前，弘光政权的君臣商议了和谈以淮河为界，还是以黄河为界，连史可法也认为河北地区肯定要割给清朝。不过，他们还是让使团先向清提出割山海关以外的土地给清朝。左懋第虽为正使，但对议和并不抱什么希望，他认为只有“整顿士马”，“始能扼河而守。必能扼河而守，始能画江而安。”随使团北上的尚有护兵 200 人。

清朝得知南明弘光政权成立的消息，多尔衮感到对这个政权的实力还不了解，因此先令人代他写了一封文辞漂亮的书信，于七月二十六日派人递交史可法，希望弘光政权接受清朝的招抚，“削号归藩”；当然信中也说明，清朝也做好了武力征服的准备。而这封信的最主要用意，在于试探弘光政权对清朝的态度和这个政权的实力。史可法于九月十五日复信多尔衮，自然仍是两国和好，共同镇压农民军，然后要求清军退出关外等意思。其实，看到多尔衮的来信，史可法已经知道和议难成，所以回信也只是表明自己拒招抚的态度；当然，那时他对清朝也还存在一点幻想，以期实现“回纥助唐，原不利其土地”的故事重演。

弘光小朝廷的使团于九月中旬，行至德州，见到清山东巡抚方大猷的告示：“奉摄政王令旨： 陈洪范经过地方，有司不必敬他，着自备盘费。陈洪范、左懋第、马绍愉只许百人进京朝见，其余俱留置静海。”由此，他们已看出清方的态度并不欢迎使团。使团来到沧州，听说清朝已封吴三桂为平西王，左懋第忙命人将弘光的策封书，先急送吴三桂，以示弘光朝廷对他的重视清朝对降臣封官、赐财物优厚，但也严令他们不得与南明王朝大臣往来，法令很严，就连新贵吴三桂也不敢违抗。他把左懋第派人送来的策封书，没有启封就转呈了多尔衮，以示他忠于清朝。至于使臣带来刘泽清的两封私书，大约也是同样下场。多尔衮为此事对弘光的来使更增加了戒心和不满。

十月初，使团到达北京。多尔衮这时已从史可法的国书上了解到弘光政权的态度，决心南下消灭弘光政权，因此，对使团更加怠慢。开始，他只许来使住四夷馆，行属国进见礼。陈洪范马绍愉认为可以委曲求全，左懋第坚决不肯。进京前，他先派使团成员王廷翰、王言等到清朝内院，同清朝官员商议入城礼仪，冯铨摆出一副架势，厉声斥责他们，王言驳斥了冯铨。冯铨无话可说，才缓和了语气，要使团“可即进京来见！”王言在内院两次见到洪承畴。同冯铨不可一世的样子相比，他感到洪承畴见到他，“似有不安之色，含涕欲堕；谢陛时而 （夷） 帽，时而南冠，默然忸怩”。左懋第不听冯铨的一套，再次致书多尔衮要求清朝“遣官郊迎”。多尔衮为笼络人心，派礼部官员迎接使团至鸿胪寺住下，条件很差，“饥寒殊苦”。

几天后，清廷派户部官员收了使团送来的钱财，并没有接见的信息。使团人员遭到冷遇甚至凌辱，而且寺门也被封锁起来。后来，清廷不断派官吏前来劝降。半个多月之后，多尔衮向内院大学士洪承畴等人说：“南来使臣如何处他？”有的说：“杀了他罢！”多尔衮忙摇手。冯铨说：“剃了他发，拘留在此！”多尔衮仍觉得不妥，洪承畴则说：“两国相争，不斩来使，难为他们，下次无人敢来了！”多尔衮同意洪承畴的意见，说：“老洪言是！” 

十月二十六日，多尔衮派大学士刚林通知使团人员说：“你们明早即行！我已遣兵押送至济宁”。还告诉他们清朝要发兵南下。左懋第等要求去昌平祭崇祯陵墓，刚林回答不成。使团无奈，只好在第二天离开北京。弘光小朝廷的使团在没有任何成效的情况下，启程南归。不过，这时使团内部已经发生了变化。由于清朝招抚，使团中的陈洪范秘密降清，准备回到南方去拉些明将一起降清。为了回去活动方便，他让多尔衮将另外两名使臣左懋第、马绍愉扣留。多尔衮立即派骑兵赶往沧州，把左、马二人押回北京，独放陈洪范南归。左懋第不肯降清，最后被杀。马绍愉投降清朝。弘光政权派使臣议和的结果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然而，弘光政权的主要大臣并没有从中吸取教训，当清军追剿农民军时，他们坐山观虎斗；看到农民军被清军击败，他们欢欣鼓舞，以为这是“借虏平寇”，而并没有去想，清军打败农民军的下一步将会把矛头指向何方？就连弘光政权的支柱史可法，也没能较早地举起抗清旗帜，当然更谈不上渡河进取。他只以退保扬州为上策。而且，弘光政权的内部矛盾重重。马士英、阮大铖从各方面破坏史可法的防守计划；弘光政权的几员镇将为争地盘，热衷于打内战，史可法也无可奈何。总之，弘光政权的力量绝大部分都用于内耗上了。

清朝征讨南明弘光政权的檄文，是在顺治元年十月二十五日发出的，发给河南、南京、浙江、江西、湖广等地的文武官员军民人等，内容如下：

尔南方诸臣，当明国崇祯皇帝遭流贼之难，陵阙焚毁，国破家亡，不遣一兵，不发一矢，如鼠藏穴，其罪一。

及我兵进剿，流贼西奔，尔南方尚未知京师确信，又无遗诏，擅立福王，其罪二。

流贼为尔大雏，不思征讨而诸将各自拥众扰害良民，自生反侧，以启兵端，其罪三。

惟比三罪，天下所共愤，王法所不赦。用是恭承天命，爱整六师，问罪征讨，凡各处文武官员，率先以城池地方投顺者，论功大小，各升一级。抗命不服者，本身受戮，妻子为俘。若福王悔悟前非，自投军前，当释其前罪，与明国诸王，一体优待。其福王亲信诸臣，早知改过归诚，亦论功次大小，仍与禄养。檄到之处，民人无得惊惶，农商照常安业。特兹晓谕，咸使闻知。

前边说过清朝下此檄文时，多尔衮即派多铎南下征讨弘光政权，由于农民军在河南反攻，又让多铎先去河南、陕西攻打农民军。这样南征弘光政权的时间推迟了。至多铎占领西安之后，多尔衮再次诏令多铎率军南下，征讨弘光政权。诏令里说：

闻尔等破流寇于潼关，遂得西安，不胜喜悦。初曾密谕尔等往取南京，今既攻破流寇，大业已成，可将彼处事宜交与靖远大将军和硕英亲王等。尔等相机即遵前命，趋往南京。大丈夫为国建功正在此时，汝其勉之。

多铎领命后，于三月五日南征。两天以后，清军兵分三路：一路由多铎统率，出虎牢关；一路由固山额真拜尹图统率，出龙门关；一路由兵部尚书韩岱统率蒙古兵，走南阳。三路都向南北交通的咽喉——归德 （今河南商丘） 而来。归德的南明守军顽强抵抗，清军经过激烈战斗，终于占领了归德。多铎在归德修整十几天。与此同时，清军进入安徽，占领颍州、太和。多铎于四月五日从归德出发，经亳州、泗州，直至淮河边。南明守军烧毁淮河桥逃跑。清军连夜渡过淮河。接着，清军又渡过长江。十八日，清军已经抵达扬州城下。

弘光政权建立之初，史可法计划以扬州为重心，与江北四镇一起布防。当然，他这个布防，在当时主要是为了防御农民军。但是，由于弘光政权的内部斗争，史可法的这个布防计划全部落空。那时，弘光政权镇守武昌的大将左良玉，不满于马士英等克扣粮饷，发动内战，举起“清君侧”大旗，率兵顺江东下。马士英慌了手脚，忙令史可法人援。史可法见清军已经南下，心急如焚，忙向皇帝告急。朝中大臣请求皇帝增兵淮扬一线。马士英坚决反对，认为清兵来了可以议和，而左良玉的兵来了，你们是高官无所谓，而我和皇帝都得死。我们宁可死于清兵，也不死在左兵手里。弘光帝竟然也对史可法说：“上游急，则赴上游；北兵急，则赴北兵，自是长策”。史可法从朝廷得不到援兵，又呼吁各镇兵来援。结果，各镇兵也没有来的，只有左都督刘肇基等率其部众来扬州增援。

清军来到扬州城下，由于巨炮未到，没有立即攻城。多铎屯驻于扬州近郊的斑竹园，首先招降史可法。他先派降将李遇春等携带招降书来到城下，史可法令义子史德威前去对话，表示坚守不屈。接着，多铎又派人捧招降书到城濠边。史可法就从城上系下两个健壮的士兵，把送书人和招降书一起投入河里。多铎仍不死心，又连发五书，其中说到“若好让城，不戮一人也”。史可法还是不接受，将来书均投入火中。诱降不成，多铎开始下令攻城。

清军攻城之前，刘肇基等请史可法乘其不备，背城一战。史可法却说：“锐气不可轻试，且养全锋以待其毙。” 这就坐失了出击的良机。实际上，他已失去了主动抗击清军的信念。到清军攻城时，清兵已增至 10 万人以上，而扬州城的守军只有1万多人。

在兵力悬殊的情况下，史可法认为多铎的兵数量多，一路又连下数城，锐气方刚，是很难抵挡的。而明军数量少，有些还是新兵，没参加过战斗。因此，他决定不应轻易出战，而采取“坚闭城以御敌”的策略。扬州当时有新旧两城，其中，旧城西门最为险要，史可法亲自防守。城内的总兵李栖凤和监军高岐凤率所部 4000 人投降清军，史可法并没有阻拦，只对他们说“君等欲富贵，各从其志，不相强也”。只是他自己仍然坚守四月二十四日，清军用大炮试轰城，史可法见情势危急，用寸纸写血书，派人飞送南京兵部，请求救兵。马士英等不予理睬。

第二天，清军猛烈轰城。扬州城墙几次被摧毁，又几次修复。史可法用炮还击，击伤清军几千人。城内的百姓也参加了守城战斗。史可法晓谕军民的话里有：“一人当之，不累百姓” 之语。听到的人都很受感动，更加拼力死战。清军攻城越来越急，城墙修不胜修，新城已被攻破。清军打探到史可法盼望南明的将领黄蜚来救援，就举着黄蜚的旗帜，让将士化装成黄兵，来到城下。史可法听说黄爷兵到，派人系绳下城询问。对方说：“蜚兵有三千，可留二千在外，放一千入城”。史可法相信了，让人打开城门。“黄兵”蜂拥而入。史可法站在城上见清兵进来，知道上了当，但已无法挽回。还在扬州城被围时，史可法对副总兵庄子固说：“城一破，请你杀了我！”这时，他就要求庄子固杀他，庄子固不忍。于是他拔剑自刎，被左右抱住，鲜血流满衣襟。部下几十人拥着他从城上下来走小东门，准备冲出去。清兵迎面而来，史可法大呼：“史可法在此！”被俘。清兵送他去见多铎，多铎以礼待之，当面劝降，说先生“忠义既成，今为我收拾江南，当不惜重任。”史可法严辞拒绝：“吾为天朝重臣，岂可苟且偷生，作万世罪人！吾头可断，身不可屈，愿速死，从先帝于地下”。

多铎又以洪承畴降来劝他说：老先生没看见洪承畴的例子吗？“投降则可富贵！”史可法表示：“洪承畴受先帝厚恩而不死，不忠之极！我怎么能效仿他的所为！”“城亡与亡，我意已决，即劈尸万段，甘之如饴。但扬城百万生灵，不可杀戮！” 多铎又派清将宜尔顿劝说三天，史可法仍是不降，于是被杀于扬州南城楼上，死时年仅 42岁。他的遗体已辨认不出。只好将他的衣冠葬于扬州梅花岭上。清乾隆诗人蒋士铨赞他说：

“碧血自封心更赤，梅花人拜土俱香”。

史可法被俘时，刘肇基还在北门战斗。他向清军发炮，使攻城的清军伤亡惨重。清军冲入扬州，他同部下仅存的 400 人，同敌人殊死巷战，直至全部牺牲。史可法的好友、扬州知府任民育，与史可法一起积极布置守城。清军攻城时，他戎服亲自守卫镇淮门。城破时，他换上吉服，端坐在知府衙门的大堂上，对人说“此吾土也，当死此”，清兵到来，有人想让他躲出去，他不肯，终于被清兵杀害。他的妻子也都投井而死。副总兵庄子固带领 700 人以“赤心报国”为号，全部同清兵英勇格斗而死。副将马应魁，每战必披白甲，背上书写“尽忠报国”四字，最后死于巷战。死于巷战的还有很多。据统计，文武官吏殉难的达 200人以上。

扬州的战斗，是清军入关后在同南明王朝作战中遇到的第一次剧烈而顽强的抵抗。清军入城后，开始只是“逐户索金”，“稍有所得，即置不问，或有不应，虽操刀相向，尚不及人”。多铎为报复扬州军民的抵抗，下令屠城十天，自四月二十五日起至五月五日止。惨遭屠杀的百姓有几十万人之多。城内到处是“堆尸贮积，手足相枕，血人水碧，化为五色”，清军还在城内四处放火，奸淫掳掠妇女，无所不为，繁华的扬州城变成了一片废墟。当时人写的诗里描述清兵屠戮后的扬州人民的惨状：

此番流血又成川，杀戮不分老与少。

城中流血进城外，十家不得一家在。

到此萧条人转稀，家家骨肉都狼狈。

乱骨纷纷弃草根，黄云白日昼俱昏。

扬州之战是清军南下的关键一战，取得扬州，就等于敲开了南京的大门。扬州城破的第二天，弘光帝朱由崧向群臣问计，打算迁都。礼部尚书钱谦益力言不可，迁都之事不再提及。朱由崧把希望寄托于长江天堑，命令水师守瓜州和仪真，调陆军驻京口（今江苏丹徒），形成隔江与清军对峙的局面。对前线派探马报告的军情，弘光小朝廷只听好的，不听坏的。四月二十七日，探马两人先后报来：“敌编木为筏，乘风而下”，“江中一炮，京口城去四垛”。马士英令将这两个人捆绑起来，打了一顿。监军杨文骢派人来谎进捷报：“早发三炮，江筏粉碎矣”。马士英不问实情，让人重赏杨使，后又给杨升官。从此，没有人再敢前来报警了。大学士王铎，在这时还向弘光帝请问讲述诗赋的日期，仿佛南京城没有兵患危机。朱由崧本人至五月初，还在忙于串戏，连上朝都顾不上。南京城内读书人愤怒地在东、西长安门的柱子上贴上对联，指责了朱由崧等最高统治者，其中一联为：

福人沉醉未醒，全凭马上胡诌；

幕府凯歌已休，犹听阮中曲变。

福人即指福王朱由崧，马指马士英，幕府凯歌指兵部报捷，阮是阮大铖，他喜作歌曲。

清军于五月初，先攻破瓜州等地的南明水师。然后用《史记》所载的韩信用疑兵法，令军士从瓜州百姓家搜集桌案、扫帚，将扫帚绑在桌案的四脚上，再在扫帚上浇上油、点上火，昏夜乘风放入江中，顺流而下。南明军队见了，以为清军渡江，忙发大炮轰击，消耗了许多炮石，又向小朝廷报捷。与此同时，清军舟师，乘夜沿运河潜至南岸 （一说从七里港渡江）。

第二天，清军已是击鼓吹螺，在长江南岸登陆。守江的水师拉起篷帆仓皇东逃至福建。南明陆军惶恐间于甘露寺前列阵，被清军一冲即溃。负责守江的杨文骢，也逃往苏州。清军占领镇江。京口败兵逃入南京，南京城内人心惶惶。昏庸的弘光帝至十日午后，还唤集梨园子弟人大内演戏，他和太监们杂坐酣饮。

到了二更以后，朱由崧感到形势不妙，急忙带着太后、妃嫔和太监四五十人，跨马从通济门出走，文武百官竟没有一个人知道。直至四更时，百官才得到消息说，皇帝已经跑了，宫门大开。

第二天，马士英换了小帽快鞋，带着家小和家丁逃出城去。城中百姓痛恨马士英等一伙贪官污吏，抓住没来得及逃的大学士王铎，痛打一顿，把他的胡子头发几乎拔光了。他们又抢掠并焚毁了马士英、阮大铖等人的住宅。被福王关在狱中、自称为崇祯太子的人，这时被百姓拥至武英殿即位。城内的文武官员集合起来商谈立帝之事。他们既担心弘光帝回来，又担心清军到来问罪，不敢承认这个新主子，于是一哄而散。不少人弃官而逃，只有忻城伯赵之龙出来出示安民，维持秩序，并明确谕示“此土已致大清国大帅”。

清军从镇江又南下丹阳，至十四日晚，多铎率前锋抵达南京城下，屯驻于郊坛门。南明忻城伯赵之龙、大学士王铎、礼部尚书钱谦益等率众跪迎，其时大雨淋漓，南明降臣和随从，没有一个敢站在屋檐下的。

第二天，赵之龙等大开洪武门，请多铎进城。多铎这天并没有进城。于是赵之龙率南明公侯、驸马、内阁大学士、六部尚书侍郎、六科给事中等55人和城内官民前往清大营叩降。多铎大喜，封赵之龙为兴国公，还赐予金银鞍马和衣物等。多铎在军中摆上牛酒，招待归降的南明大臣，并和他们一同席地而坐，共同饮宴。当晚，赵之龙奉太子出城见多铎，多铎离席相迎。

几天之后，南明镇江刘良佐，降清后奉多铎令追击弘光帝朱由崧至芜湖，将他擒拿，押返南京见多铎。进入南京城时，朱由崧乘无幔的小轿，头上蒙着包头，身穿蓝布衣服，用油扇折挡面孔。南京百姓见到他，夹道唾骂，有的还向他投瓦砾，足见他是多么不得人心。多铎命人将朱由崧囚于江宁县。顺治三年五月，朱由崧在北京被处死。弘光政权仅仅存在一年，一年里，他们的所做所为，恰如《大清摄政叔父晓谕江南文武官民》和《钦命定国大将军豫王晓谕南京官民》的告示中所说：

福王偕称尊号，沉湎酒色，信任佥壬,民生日瘁。文臣弄权，只知作恶纳贿；武臣要君，惟思假威跋扈。上下离心，远近仇恨。

正是由于弘光政权极其不得人心，所以，清军进入南京，没有遇到什么反抗。多铎本人至二十四日才身着红锦箭衣，骑马进入南京城。他对南京没有采取屠城的政策。相反，为了安定人心，令人贴出上面两个告示。当时人称赞多铎对南京的态度有六件事可取：

“一不杀百姓”，这里所说的不杀是指没有像扬州那样屠城十天，并非没有杀一个百姓。

“二斩抢物兵八人”，虽然只杀了八个抢劫的清军士兵，却起了杀一儆百的作用。多铎还令兵士将抢掠的物品，自行交还江宁县，“藏匿者枭示”。这对于安定人心，起了较大的作用。

“三骂李乔先剃头”，李乔原是南明弘光政权的总宪，是南明文武官员里积极降清的一个。为了迎合新主子，他在清军入城后的两天，独自一人主动剃发易服。多铎鄙薄其为人，当场骂了他一顿。后来多铎令人在城内各门贴出告示说：“剃头一事，本国相沿成俗。今大兵所到，剃武不剃文，剃兵不剃民，尔等毋得不遵法度，自行剃之。前有无耻官员先剃求见，本国已经唾骂。特示”。

“四放妇女万人”。由于清军在扬州十日的屠城和奸淫劫掠，南京城内的妇女，在清军人城时也很恐惧。加之，清军入城之前，南明官吏百姓匆忙逃出城外，不及携带妻女。因此，为安定人心，清军入城几天后，多铎下令大开城门三日，允许妇女出城，据统计，三天之中出城的妇女数以万计。

“五建史可法祠”。为笼络民心，多铎入南京后，令人建史可法祠，并优恤他的家属。

“六修太祖陵”，多铎在南京还亲自去拜谒明太祖朱元璋的陵墓，并让灵谷寺的住持，修理陵墓，这自然也是为了笼络人心，尤其是为笼络故明官吏。

实际上，多铎在南京一反扬州政策的作为，尚不止上述六件事。诸如前面所说宴请降臣和故明太子，大量任用降将降官等。这些做法足以使南京安定了。可是，同多尔衮入北京城让军队留驻城外相比，多铎做了件大大扰民的蠢事。那就是清军入南京城后，出了个告示：“兵居东半城，民居西半城”， 从通济门起，以大中桥北河为界，从这个告示贴出来，清军进入东城，东城的百姓日夜搬迁，家具等物不得携带，行动稍稍迟缓，就要遭到士兵棍打刀击，有的成了刀下鬼，百姓提男抱女，狼狈走出家门，满街哀号声声。西城的民房租金立即上涨，一日就值一金，百姓苦不堪言。再有一点就是多铎入南京后虽然“先后委署江南各官37名”，但对这些人并不重视。多铎入南京后，南明百官递职名到营参谒他的多之如蚊，职名红揭堆成几十堆，每堆高达五尺。多铎对这些人大多不见。这自然是他的失策，他没有从如何利用这些人为新王朝服务着眼，而只是看不上这些人的品格。其实对这些人的行为，也应分析来看，不少人是为求荣华富贵以奉迎新主子，也有一些官吏是迫不得已或随大流而已。

多铎进入南京后，赵之龙、钱谦益等向多铎建议说：“吴下民风柔弱，飞檄可定，无烦用兵”。多铎采纳他们的建议，并派他们的门客带着檄文去各地招降。同时，清军也继续南下常州、无锡、苏州、杭州等地，大都开城迎降。清军在江南进军比较顺利。为此，他们也尽量做到“秋毫无犯”。就在弘光政权垮台、多铎进入南京后不久，清军的首要敌人李自成又被湖北地主武装杀害。这一系列的消息传至京师，清廷内外，皆大欢喜：“金陵归顺，福王就擒，一统之业已成！”多尔衮也兴奋地认为大清王朝已经是稳坐天下了。他忙不迭地派人前往多铎军中慰问，令多铎报上有功将帅官兵名单，以给封赏。又向全国宣布平定江南的捷音，率领诸王大臣向小皇帝福临致贺，还派人祭告天地、太庙、社稷，并颁诏大赦河南、江北、江南等地。人们往往在争取事业的成功时小心谨慎，而在取得一定成功时，骄傲大意起来。足智多谋的多尔衮，也没有能避免常人容易犯的错误。他竟在六月初，下达了最能引起汉民族反感的薙发令。前面说到多尔衮入北京后不久，见发令遭到百姓反对，造成民情骚动，就下令停止薙发令。多铎入南京后，斥责降清文官李乔剃发，并布告百姓有关剃兵不剃民的规定，正是同多尔衮停止薙发令是一致的。不过，被胜利冲昏头脑的多尔衮，忘却了薙发令在北京城引起的骚乱。就在他接到多铎定南京的第二天，内院大学士们向多尔衮启事，他就谈及薙发令一事：

近览章奏屡以剃头一事引礼乐制度为言，甚属不伦。本朝何尝无礼乐制度，今不遵本朝制度，必欲从明朝制度，是诚何心！若云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犹自有理；若谆谆言礼乐制度，此不通之说。予一向怜爱群臣，听其自便，不愿剃头者不强，今既纷纷如此说，便该传旨叫官民尽皆剃头。

在场的大学士等 （洪承畴亦应在内） 对多尔衮的这番议论并不以为然，但由于他们多悉汉人，也不好再说什么，只能建议他对此事不要逼得过急。于是，他们向多尔衮劝说：“王上一向怜爱臣民，尽皆感仰，况指日江南混一，还望王一宽容”。不过多尔衮对大学士们的劝说并未听进去。几天以后，六月初五，他派侍卫尼雅达，费扬古带着皇上的敕书运河慰问嘉奖多铎，同时让多铎传达“各处文武军民，尽令薙发，倘有不从，以军法从事”。十天之后，多尔衮以福临的名义谕礼部正式下达薙发令：

向来薙发之制，不即令划一，姑听自便者，欲俟天下大定，始行此制耳。今中外一家，君犹父也，民犹子也，父子一体，岂可违异。若不划一，终属二心，不几为异国之人乎！此事无俟联言，想天下臣民亦必自知也。自今布告之后，京城内外，限旬日；直隶各省地方自部文到日亦限旬日，尽令薙发。遵依者，为我国之民，迟疑者，同逆命之寇，必置重罪，若规避惜发，巧辞争辩，决不轻贷。……不随本朝制度者，杀无赦。其衣帽装束，许从容更易，悉从本朝制度，不得违异。

多尔衮的这道十足的民族压迫的命令，限期只有十天，迟疑者“必置重罪”。而且，公然还堵塞了言路，不许为此事再进奏章进者“杀无赦”。二十八日，多尔衮又颁诏河南、江南、江北没有归降的地方，要他们从速归顺。诏文说：“传檄江南各省地方，速令归附，仍立与限期，近者一月，远者三月，各取薙发投顺遵依文册汇奏”。这样，剃发不剃发就成为投降不投降的标志，各地执行起来层层加码。有的地方限三日内全部剃发，有的则令一日内就要剃完。有些百姓剃的发式不合满洲人式样，也被处死。发令下达后，清兵带着剃发匠沿街巡视，看到留发的汉人，就拦住强行剃发，稍有反抗，就将他的头砍下悬挂起来示众。

本来，多铎至南京、无锡、苏州、杭州，都比较顺利，没有引起太大的骚动，甚至一些故明文人还称清军进入上述地方“秋毫无犯”。但是，多尔衮的一个薙发令，刺激了民族感情，如点火浇油，江南人民纷纷起而反抗。苏北的弘光政权总漕田仰，打起反剃发的旗帜，率众起事，杀死清朝通州、如皋、海门的牧令。

安徽池州府推官朱盛浓，也起来反对薙发令，“统兵诈称十万，结寨石埭县七里地方”，攻破青阳，俘虏清任命的知县吴璠，杀死典史林绍台；攻下石埭县，俘获典史赵云太。安徽宁国府所辖的宣城南湖地方，百姓聚集起来，不肯剃头。安徽旌德知县黄综，是清朝新委任的，原来县里的吏书都去路上迎接他，听说黄综来传达薙发令，中途都逃跑了。

地方上的百姓，也不许县里的衙役去迎接县官上任。旌德县百姓组织起来，守卫隘口，“凡剃发者，不令一人放过”，“各府州县，呼应不灵”。清朝的江宁巡抚毛九华，急急上奏章，大声惊呼：“皖庐地方，千里皆起乱萌，可骇可虑”。

湖南人民也起来反抗发令，柯正蕃聚众劫掠保安等地方。湖北蕲水县的刘时习，率众半夜入城，反抗剃发。江西的原农民军将领王体中，接到薙发令后，不肯剃发，“传集兵马，带领亲丁”，准备起事，投奔南明，后因事情泄露，被杀。湖北白云寨主易道三、王光叔等，联络40处，其中还有原明朝兵部尚书张缙彦，这些人原来已经归顺清朝，“近因薙头，聚众复叛”。

屯聚在荆襄一带的原农民军将领马进忠，已有归顺清朝的意思，“近因剃头诏下，职差人谕其遵奉，不料马进忠率领王见成、牛万才、王进才，复叛洞庭湖内，接连逆抚何腾蛟。” 西北的陕西、甘肃，也出现了人民反剃发活动。在这些反抗斗争中，最剧烈的是江南江阴和嘉定的人民的抗清斗争。

江阴是江南的大县，是长江下游采石以东的重要门户，是清军南下的战略要地。

顺治二年 （1645 年）六月，清军占领江阴派降清的新知县方亨到任。上任时，他还身着纱帽蓝袍，未改明朝服装。二十八日，他推行薙发令，诏令里还有“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等语，群情愤怒，要求留发。方亨不允，百姓斥责他说；“你是明朝进士，头戴纱帽，身穿圆领，来做清朝知县羞也不羞？丑出不丑？” 

闰六月初，县北门少年起乡兵，四城响应的有上万人。他们来至县衙门前，放枪呐喊。方亨见事不妙，急令人关上衙门大门，他忙写信给常州太守说，“江阴已反，速下大兵来剿。”这封书信被民众缴获，大家更为愤慨，来到县衙，用手巾套住方亨的脖子，把他拽了来，然后关入狱中。秀才许用等集合在文庙前，提出“头可断，发不可薙！”的口号，四乡人民纷纷赶来，达到十几万人之多。他们公推典史陈明遇为城主，后又请来前任典史阎应元进城，共同领导抗清斗争。阎应元是北通州人，原为明朝江阴典史，清朝入江阴，他携家出城住在祝塘。陈明遇知他有胆略，有治才，于六月中旬请他共同抗清，阎应元说：“若等能听我则可，不然，不能为若主也。”陈明遇等表示可以。徽商程璧，把他的钱财 17 万多两银子全拿出来充饷。许多大户富商都慷慨解囊。清常州知府得知后，派 300 兵丁前来镇压，行至途中就被江阴的乡兵消灭了。清朝又派马步兵来，遭到江阴人民的阻击，只得不断增兵。阎应元、陈明遇有谋略，四门分堡而守，“仪容甚盛，清兵遥望，惊疑为将”。 清兵用棺木、牛皮遮体攻城，城内射出砖石、火罐和毒箭，迫使他们撤退。阎应元、陈明遇身先士卒，昼夜不寝，巡视城防。全城百姓都投入战斗。盲人帮助拆下公房的砖瓦，供修补城墙用；老弱妇女负责做饭、救护。

清军没有想到在江阴这样弹丸之地遇到如此顽强的反抗，久攻不下，多次派人劝降。多尔衮亲自下令招安，豫王多铎也写信给阎应元、陈明遇劝降，降将刘良佐策马至城墙下说降。阎应元坚定地表示：“有降将军，无降典史”，并令城上火箭齐发，刘良佐慌忙逃回。清朝见劝降不成，又从松江等地调集兵力，从南京调来几十门西洋大炮。江阴人民血战了81天，终因寡不敌众，于八月二十一日城破。人民继续巷战，陈明遇战死，阎应元投水被俘，大骂清军而死。清军为攻取江阴，共出动了 24 万军队，战死 75000 多人，当地还传说死了三个王爷、18 个将军。不管这是不是事实，总之清朝在江阴一地伤亡惨重。为了报复江阴人民的抵抗，清兵入城，下令屠城三日，城内外被杀的达几十万，只有十二三岁的童子不杀，再就是躲在寺庙塔上的一些人幸免，“满城杀尽，然后封刀”。

距江阴东南 200 多里的嘉定城，也爆发了大规模的反剃发斗争。清军始入嘉定，并没给嘉定人民带来较大的不安。自闰六月十二日，薙发令开始在嘉定推行，百姓开始恐惧。第二天，城内外人民纷纷组织义军，进攻驻在东关的清军，杀死 84 人，焚毁40多艘船。清军偏将梁得胜率残兵狼狈逃往吴淞。驻在吴淞的清将李成栋闻报，彻夜不敢睡觉。他派 40 多骑奔大仓告急，没到太仓就遭到义军截击。

几天以后，嘉定人民推举进士黄淳耀、前左通政使侯峒曾领导义军抗清。清军来攻城，义军千方百计防御，攻城的清兵，很多人被杀死。他们共同死守了 12 天。到七月初三，清兵用重炮轰城，城墙坍塌，城内人民把泥装在大袋里，用袋堵塞。黄淳耀的弟弟黄渊耀是个文弱书生，也参加守城。他竟然用长木肩起重数百斤的大袋，登上城墙。大家都为他的勇气惊呆了。

第二天大雨，城上义兵已经露天守卫了三昼夜，两眼肿烂，遍体淋湿，加之饮食断绝，个个精疲力尽。清军乘机登城，侯峒曾仍在指挥战斗，他的两个儿子忙问他:“事急矣何以为计？”他回答道：“有死而已，复何言。所恨者枉送一城百姓耳！”他还没说完，城已被。侯峒曾投河而死。黄渊耀见城破急忙去告诉哥哥，两人同缢寺中。清兵入城后屠杀百姓两万多人，李成栋将掠夺的子女金帛，用 300 只大船运走。20 天之后嘉定人民重振义军，将清军赶了出去。但几天以后，清军再次攻入嘉定，嘉定人民又遭到一次屠城。八月中旬，明朝把总吴之蕃起兵反攻嘉定，结果失败，嘉定人民遭到清军第三次屠杀。“嘉定三屠”反映了人民不甘屈服暴力的反抗精神，也反映了清军南下的残暴。

江阴人民和嘉定人民的抗清斗争，说明清朝民族压迫政策所遭到的强烈反抗。这种反抗绝不只局限在江阴和嘉定，除前边所提到的外，还有太湖生员陆世钥起兵，明职方主事吴易等起兵进攻苏州，明中书舍入卢象观 （卢象升弟弟） 率兵攻打南京，明朝御史金声等起兵于绩溪。

清朝入关后，由于最高统治者多尔衮采纳范文程、洪承畴等汉臣的正确意见，施行较为顺民心的政策，因此，统一北方，只用了短短一年时间；后来，由于多尔衮被胜利冲昏头脑，不顾内院大学士洪承畴等人的意见，急急下达薙发令，促使汉族人民“为保护他们的头发和服装所表现的悲愤和战斗勇气，甚于保护国家和皇帝，他们往往宁愿掉脑袋也不愿遵从鞑靼风俗。”以致清军南下受到重重阻碍。这就打乱了清朝的统一计划，使得统一南方，用了整整 17 年。正如后人所说：

“薙发令下，而故臣遗老之逆命抗拒，劳王师者十有余岁”。

其实，薙发令带给清朝统治者的灾难，远远不只十几年，而是几十年、几百年，直至清朝的统治被推翻。康熙初期，大规模的抗清斗争已经被镇压下去了，但是，由于强迫改变风俗习惯而郁积在汉族人民心头的隐痛，却没有因时间的推移而消失。一位朝鲜驻清朝的官员对此看得很清楚。他对自己的国王说：

“彼（指清朝）之失人心，专在于剃发变服。”

他说有一次遇到一位汉人长者，长者见他穿着朝鲜装，就“指示其儿曰‘此乃明朝旧制’”， 说完之后，这位长者就低头掉下泪来。他看了也有凄然之感。直至清朝后期，人民反抗清朝统治仍然打着“反清复明”的旗帜，可以说，这同清朝强迫汉族人民改变风俗习惯，仍然是有关系的。

造成清初的动荡不安，不只薙发令一件事，还有圈地令、投充令等，都加剧了民族矛盾，延迟了清朝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