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开清第一功”

第三节  招降郑芝龙和清军入福建

清军击溃绍兴的鲁王政权之后，洪承畴和清平南大将军博洛又把注意力转向福建。隆武政权设在福建。福建是洪承畴的故乡，熟人很多。其中掌握隆武政权的郑芝龙，同他既是同乡，又是故明时的同朝大臣。洪承畴利用这个关系劝说郑芝龙降清。

郑芝龙是福建南安人，自幼聪明，但不爱读书。年轻时离家至澳门投奔舅父经商，曾加入天主教，通葡萄牙、荷兰、日本等几国语言。后来，到日本与日本妇女结婚，生下一子，就是日后的民族英雄郑成功。郑芝龙的经商主要是从事走私贸易，同欧洲殖民者、日本武士及中国海盗往还密切，几年后竟成为海盗首领，出没于我国东南沿海、日本以及东南亚各国。明朝多次派兵征剿，都被他打败；只好采取招抚办法。直至崇祯元年（1628年），郑芝龙才完全接受招抚。那时他拥有部众3万多人。降明以后，他打着官府的旗号，吞并了海上贸易的竞争对手，海盗和荷兰殖民者。为此他被提升为福建总兵官，地位更加显赫。明朝灭亡后，弘光政权封他为南安伯。弘光政权覆亡后，郑芝龙以拥立唐王有功，居功自傲，异常跋扈。“阁臣至二十余人，军国大政一委芝龙”。隆武帝和君臣都要求握有兵权的郑芝龙出兵抗清。君臣商议战守，计划自仙霞关（今福建浦城县北，于福建、浙江、江西三省交界处的仙霞岭上）以外，在170处设兵防守，共需20万兵丁，但粮饷不足。郑芝龙建议，向百姓借银“每粮一石预借银一两”,“又令抚按官以下指廉助饷，乡绅大户责令乐输”，结果，弄得“闾里骚然，民不乐从”。以致不少地方农民奋起反抗。后来，郑芝龙感到“不出关无以弭众议，乃请以鸿逵（郑鸿逵）出浙东，彩（郑彩）出江西，各有兵数千，号为数万。既出关，称候饷，驻不行。鸿逵驻仙霞关，严禁仙霞关不许四方儒生出人，“虑有上书言事者。”“而彩久驻邵武，不肯出关，有诏切责，亦不从”。

其时，隆武政权的吏部右侍郎杨廷麟在江西赣州，征集军队达两万人，于顺治二年九月，收复吉安、临江。杨廷麟认为隆武政权偏安一隅，非长久之计，力劝隆武帝来赣州。恰在这时，隆武政权的湖广总督何腾蛟也请隆武帝到湖南去。隆武帝看郑芝龙无抗清诚意，决计入赣，以与湖南为声援。郑芝龙为挟天子以令诸侯，不让隆武帝离开福建，“固请回天兴，令军民数万人遮道呼号，不得行，仍驻足跸廷平（今福建南平）。”黄道周被杀的消息传来后，隆武帝又一次催促郑芝龙出师。郑芝龙仍然不答应。

顺治三年（1646年）六月，清军进占浙东，进而将入福建，以消灭隆武政权。不久，郑鸿逵闻清军将至，光着脚就退入仙霞关，三天内又逃回浦城。当时的民谣说：“峻峭仙霞路，逍遥车马过，将军爱百姓，拱手奉河山”。郑鸿逵所以逃得如此之快，一方面固然是惧怕清军，但更重要的是郑芝龙在此之前已有撤兵之令。清廷在是年二月任命多罗贝勒博洛为平南大将军，统兵征讨闽浙的唐王和鲁王政权。博洛是努尔哈赤的孙子，阿巴泰之子。由于战功卓著，入关后封多罗贝勒。他随多铎东下，剿灭弘光政权后，班师回朝。鲁王、唐王政权，有一定兵力，博洛这次下江南，并不很顺利。据说他曾因钱塘江一战，没有取胜，悒悒不乐。洪承畴见此情景，就向他献策说：

唐藩虽然称帝，但兵马钱粮，悉出郑芝龙手，不如密书赂彼，若全举版图，许以王爵，俱彼自弃暗投明，福建可不劳一兵，浙中诸醜俱散。

博洛闻此言大喜道：“所论极高，计成，开清第一功也，宜速行，勿滞。”于是，博洛“令承畴修书入闽”。洪承畴立即约招抚福建的兵部右侍郎黄熙允共同写信给郑芝龙，劝他降清，答应给他浙江、福建、广东三省王爵。本来就在观望形势的郑芝龙，见信后，很高兴，迅速秘密复信洪承畴，信中说：“遇官兵撤官兵，遇水师撤水师，倾心贵朝，非一日也”。于是，郑芝龙借口海寇至，上疏隆武帝说：“海寇狎至，今三关饷取之臣，臣取之海，无海则无家，非往征不可。”上疏之后，他自己就先回家乡了。隆武帝手敕留他，说：“先生稍迟，朕与先生同行。”待使者奉敕书到郑芝龙那儿时，郑芝龙“飞帆已过廷平矣”。守关的将领声言缺饷，随后也撤兵回安平。“凡各关隘守兵，自二月间俱已撤回”。在闽浙边界上，“往来无禁者四五日，忽又关上无一守兵，亦无一敌兵，如是者三日，始有马二三十骑从容过岭，分驰郡邑”。，这里所说的“二月间俱已撤回”，是不确切的。博洛被任命为平南大将军是二月二十九日。从任命至到任至少需要一个月也就是说三月底四月初，他才能到江南。史书记载，他五月率兵至杭州是对的。他与鲁王的军队交战不利，在这种情况下，洪承畴才提出招降郑芝龙的建议。而那时与福建的书信往还，也需要很长时间。所以，《清史编年》中记载郑芝龙始撤兵是在六月下旬，还是比较合乎情理的。而且，看来他的撤兵也是陆陆续续的。直到清军入闽前夕，才撤完。《闽游月记》中说：关上无兵三日之后，“才见二三十骑从容过岭”，这二三十骑，自然是清军，具体时间已是八月中旬。所以，关上无兵仅三天而已，如是二月即已撤兵，关上将是半年无兵了，这自然不可能，也不是事实。

博洛于顺治三年八月中，分兵两路，经由浙江衢州（今浙江衢县）和江西广信进军福建。一支由固山额真韩岱等率领，由广信出分水关；一支由副帅固山额真图赖率领从衢州至仙霞关。仙霞关本是个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天险。然而，此时关上竟空无一人，清军得以长驱直入。后来，博洛在奏文中，是这样讲的：

既定全浙，随分兵由衢州、广信两路，进师福建。固山额真公图赖等，击败伪阁部黄鸣骏等于仙霞关，遂破浦城，前锋统领努山等，擒斩伪巡抚杨廷清、李暄。

从奏文中看，清军在仙霞关似乎还打了一仗。其实，这不过是博洛的表功而已，如前引史料，关上无南明守兵，已有三日，何从有什么黄阁部可击败的呢？至于清军入浦城，也无需去“破”。史书记载：“清兵下浙，郑芝龙尽撤仙霞岭守兵。清兵竟跨岭达浦，浦单不能固。大鹏（隆武政权的给事中黄大鹏，督守浦城）无如何，端坐堂上，索饮极醉，须臾，城陷。"

隆武帝听说仙霞关失守，于九月二十一日从延平忙逃奔汀州（今福建长汀）。出逃之前，他召集诸将，拿出一个箱子，对他们说：

朕本无利天下心，以勋辅拥戴，不得已勉徇群策。浣衣粝食，有何人君之乐！朝夕乾惕，恐负重付，岂意诸臣已变初志。昨巡闽之使得尔等出关迎降书二百余封，今俱在此，朕不欲知其姓名也。今命锦衣卫焚之午门，尔诸臣有名者，尚洗心涤虑，倘能竭节奉公，不谕始终，是所望也！

于是，他令人当众将这些信烧毁。这些信说明，清朝方面不仅招降郑芝龙，而且招降隆武政权的其他官吏，尤其是武将。隆武帝这种大度的做法，并没有起什么作用。一路上，左右的人请隆武帝急行，他说：“何辅臣与宣忠伯有兵在后，当待其至。”其实何吾驺、张鸣凤已经押着重资，抛弃隆武帝从小路逃往广州了。清统帅博洛入闽后，令护军统领阿济格、尼堪、杜尔德追捕隆武帝，而他自己直取福州。隆武帝在汀州等待何、张二人，耽搁了两天。清军前锋已经追到，冲入行宫，将帝后及跟随的官员捉住，杀害于汀州之府堂。隆武政权至此结束。由赣入闽的清军，这时已冲破分水关，进入崇安、兴化、漳州、泉州。至此，福建初定。

那时候，郑芝龙还待在安平老家，他的军队、战舰没有任何损失，“军容烜赫，战舰齐备”。不过，由于前次他写给洪承畴、黄熙允的回信尚无复音。他自恃已经撤去仙霞关守军，对清来说已立下大功；且两广的一些将领，均是他过去的部下，若是把他们招来降清，还可能做个清朝的闽广总督。所以，他没有前去迎接清军。博洛到福州以后，认识到福建的实力握在郑芝龙手中，清军要统一福建，必须招降郑芝龙。于是，他找了一个同郑芝龙关系极好的泉州乡绅郭必昌，去说降郑芝龙。郑芝龙听了郭必昌说完来意，就对他说：“我非不欲忠于清，恐以立王为罪耳。”恰在这时，由图赖率领的一支清军逼近安平。郑芝龙很生气地说：“既招我，何相逼也！”博洛知道了，责备图赖，令他距安平30里驻军，又派两个人拿着他的信去见郑芝龙，信中说：

吾所以重将军者，以将军能立唐藩也。人臣事主，苟有可为，必竭力。其力尽不胜天，则投明而事，乘时建不世之功，此豪杰事也。若将军不辅立，吾何用将军哉？且两粤未平，令铸闽粤总督印以相待。吾所以欲将军来见者，欲商地方人才故也。

郑芝龙见信大喜。他的子弟劝他入海，说：“鱼不可脱于渊。”郑成功更是力谏，他都听不进去。原因是，他自降明以后，田园遍于闽、广，增置庄仓有500多所，如果入海，就要舍弃这些田产。一向贪婪的郑芝龙怎么肯白白舍去这些财产呢？他终于向清廷进上了降表，并亲身去福州进见博洛。路过泉州，郑芝龙大张布告，夸耀投诚的功劳，拿着博洛的信招摇过市，对乡绅说，谁想当官，就拿钱来。十一月十五日，郑芝龙来到福州，见到博洛。他们“握手甚欢，折箭为誓”。博洛命人摆上酒宴，痛饮三天。第三天半夜，博洛命人拔营北上，连同郑芝龙一起带走。跟从郑芝龙来福州的人，都在其他营，不许同郑芝龙相见，也不许通信。郑芝龙无奈，只得写了几封家书告知。同时，他对博洛说；“北上面君，乃龙本愿，但子弟多不肖，今拥兵海上，倘有不测奈何？”贝勒回答道：“此与尔无与，亦非吾所虑也。”郑芝龙本想以子弟可能叛清，来阻止博洛携他北上，博洛并没有让步。郑芝龙被清军带走后，郑彩、郑鸿逵、郑成功等果然率部人海，起而抗清。

从清军顺利进入福建和平定福建过程中，看出洪承畴的确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没有他给郑芝龙的书信，郑芝龙就不会轻易撤兵仙霞关，清兵也就不可能长驱直入。一封信避免了一场对百姓来说具有毁灭性的战争。从这个角度看洪承畴的做法，无论对清朝的统一，还是对福建的百姓来说，都是有好处的。对于洪承畴的这个功绩，博洛在事前曾评价为“开清第一功”；而事后在上报果的奏文中，却闭口不谈洪承畴为福建平定作出的贡献。清朝统治是以满洲贵族为核心的，把胜利的功绩主要记在满洲贵族的功劳簿上，也不足为怪。当然，对后世人来说，公平而论，洪承畴的功绩不应抹煞。承认洪承畴招降功劳并不等于肯定郑芝龙的降清。郑芝龙的降清，完全是为了维护个人的权势利益，为了清朝许以的总督高官，绝非什么弃暗投明。清初的统治者，对他的本质看得也很清楚，所以博洛会采用先是诱他来降，然后挟持而走的办法。他到了京师，多尔衮也只是赐一所住宅，并未给他官职。后来，清廷一直用郑芝龙来招降郑成功，但终于没有实现，结果还是杀了郑芝龙。

隆武政权覆灭后，福建并没有完全安定下来，原因是鲁王朱以海从方国安手下逃出后，得到鲁王政权的富平将军张名振的护卫。张名振，江宁县人，精于骑射，早年从商，后弃商从戎。崇祯末，以副将任台州石浦游击。他见国家危难，组织一支军队。鲁王政权建立后，率军队归附，被封为富平将军。顺治三年六月，清军大破鲁王军队，张名振回到石浦，后为救鲁王脱险，放弃石浦，以舟师保护鲁王出海。张名振同据守舟山的黄斌卿有姻亲关系，就去说服黄斌卿接纳鲁王。黄斌卿不敢收留。后来，隆武政权垮台，郑彩听说朱以海尚在，想借他来发展自己的势力，就同张名振一起于这一年十一月，把朱以海迎至福建厦门。第二年，迁居长垣，重建鲁王政权。任熊汝霖为东阁大学士，钱肃乐为兵部尚书，张煌言为右金都御史，郑彩这建国公，张名振为定西侯等。重建的鲁王政权，一开始，从清军手中得到了不少地盘，有漳浦、建宁、邵武、连江、长乐等三府一州27个县，甚至还围攻福州，长达14个月，对清朝统一福建又形成威胁。清朝地方官评论福建的那时的形势说：

“闽省虽云已入版图，较之未入版图之地，尤难料理。"

当时的闽浙总督张存仁，很为这种形势焦虑，急忙向负责策应江南各省军务的洪承畴报告情况，并请立即派兵援助。洪承畴接信后，迅即向朝廷反映。这在他于顺治四年（1647年）八月二十六日《闽省需兵协剿》的揭帖里可以看出：

本年八月十八日，职准浙闽督臣张存仁咨称：绍得闽省地方新定，留防士卒，为数虽多，半属土人，半属降卒，原非堪战兵马，以致在在土寇，乘机作乱，民人附和为非……。今建宁府县，相继失守，……需兵之急，不啻燃眉。若候咨请枢部拨发，未免旷日持久，即部议拨发，恐亦烦贵院部就近调度。为此移咨，烦为注念，均关封疆，时在紧急，希即拨发堪战西北马步官兵二三千，刻日前来，以便调遣防剿。

洪承畴对张存仁的焦急心情是理解的，他不仅立即上报清廷，同时，提出了自己的处理意见。他认为张存仁希望朝廷拨西北官兵刻日前来，是办不到的。远水解不了近渴。他主张就近从江西调兵。

当时江西情况较好些。还在前一年，隆武政权的兵部尚书杨廷麟在赣州，被清军围困了几个月。后来，隆武帝在汀州被害的消息传来，守城的将士失去信心。杨廷麟投水而死。赣州得以平定，江西的形势对清朝来说也就初步平定。这又是洪承畴“运筹决胜”的结果。从顺治三年十月二十六日，镇守江宁等处驻扎江西充总兵官的柯永盛，同提督总兵官金声桓向朝廷上报的“恭报克赣大捷”的题本中，说这次克赣大捷，除将士的奋勇勠力建功外，“实皆仰仗皇上皇叔父摄政王天威远震，总督内院臣洪承畴运筹决胜，拮据绸缪，故克此荡平之捷凯也。”正由于洪承畴亲自运筹，平定江西；所以，他对江西的兵力了如指掌，能提出自江西调兵援闽的主张。具体办法如下：

职招抚南方，凡各省俱有策应之责，急图为同室之救。……督臣望援甚殷，职何敢坐视。再四熟筹，惟福建汀州，亦隶南赣抚臣所辖，自赣达汀，由汀、邵至建宁，地界接连，可以就近协剿。今南赣地方，渐已平定，镇守南赣总兵官柯永盛，所统马部官兵，共有五千，足称劲旅，可于内选发官兵二千，有镇标副将杨遇明，敢勇善战，若令之统领，自南赣兼程，繇汀邵疾趋，可计日到督臣军前，用资防剿。仍留镇柯永盛，统兵三千，驻镇赣南，如有紧急，则提督总兵官金声桓兵马，同省之内，相距不远，可以兼顾。

洪承畴的办法，果然不错，从江西进入福建的明军，分兵连克连城、顺昌、将乐三县，俘获鲁王政权侍郎赵士冕、总兵官黄钟灵等人。清在福建的形势有所改观，后来又就近调两广、浙江兵力，从鲁王政权手里夺回了许多城镇。到顺治五年（1648年）三月，鲁王政权在福建只剩下宁德、福安两个县城。清朝在福建取得如此战果，应当说同洪承畴的“再四熟筹”是分不开的。当然，重建的鲁王政权在福建不能持久，同他们内部尖锐斗争也是分不开的。郑彩自恃功高，独揽朝政，鲁王也无可奈何。郑彩甚至擅杀大学士熊汝霖等，气得鲁王想跳海自尽。兵部尚书钱肃乐为此忧愤而死。鲁王后来被迫离开福建进入浙江。